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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士应该有三类，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孙，二是卿大夫身边的家臣和武士，三是城郊的国人中的少部分。他们没有采邑，没有卿大夫那样的“家”、“室”，属于自由人，因而对官职的依赖很大
从政事上论，春秋时代是“卿大夫社会”，“士”为低级贵族；战国时代是“士的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依附贵族的家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国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庶人，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代表。另一个变化是，士由武职逐渐向文职转变，孔子及其弟子是最显著的例子，而且从春秋后期开始，已经有了无职的游士。
士不仅可以担任公职，也可担任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庶民若无战功则不能任职。春秋后期容易上升是贵族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在春秋战国之交，文士的地位开始激剧上升。小说中的赵悦、蒙猎是有职的士，平启、招来是无职的士。
春秋时期的大多时候，士阶层中间表现最合跃的是武士，譬如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类，春秋后期时，家臣的作用便越来越突出，譬如鲁国的南蒯、阳虎等人，而且士中间的文士逐渐重要。
此时，士变成贵族还是很难的，各阶层的等级之分仍然十分森严，真正由士能变成贵族（不同于世袭的卿大夫），是魏文侯开创“布衣卿相”之后的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
本书故事中对士的描写，试图体现出春秋战国之交这种士的变化。虽然小说中以武事为主，但在伍封家中担任地位较高、作用较大的士都是文士，如冉雍、吴舟等人，公冶长、墨爱等人虽然也习武，但在小说中还是文官的职事为主。
伍傲由武士变为文士，最能表现春秋战国之交士由武职向文职的转变。
平启和招来都是无职的士，赵悦、蒙猎和招来弃公职而事伍封家中为家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因为此时担任公职的士是很难升迁的。吴舟只算是小吏，却也因此能于冉雍、玄菟灵和伍傲等列为重要家臣，由庶民而变成身份重要的士，这是很难得的。
小说中的伍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除了因为他本身的武勇、智慧和权变之外，他重用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圉公阳、庖丁刀这样的人，甚至被当时社会视为微不足道的女人，伍封也能以各种方式重用其专长，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④卿大夫
以卿大夫为主的贵族大多是世袭（士也有世袭的），是春秋时期政事的主要作用者，他们不仅有采邑，还有家臣和家兵，与采邑内的人们有一种私人的统治关系。卿大夫的世家大族的历史与所在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联系紧密，而且贯穿于首尾。
春秋时期卿大夫也有不少变化，影响政事的最早是王侯公室的子弟为主，后来渐渐以非公室的世袭家族为主。春秋后期，各国的政权很多已经流入了卿大夫的手中，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陈）氏、鲁国的三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到战国时，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便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
一方面是卿大夫威逼公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卿大夫被消灭，子孙沦落为士甚至庶民，这是列国中各家争权夺利的结果。
伍氏从伍参开始，是在楚国传了三世的贵族，但伍氏灭亡，伍子胥却带着公子胜逃到了吴国，“耕于鄙”，后来当了相国，恢复了贵族身份，死前将儿子带到了齐国，托附给鲍氏，才使儿子不至如被杀害，也不必“耕为鄙”，仍能保留其贵族的身份，这个儿子便是小说的主人公伍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流亡齐国，子孙“耕于齐”，变成了庶人；晋国早先的许多贵族之中，大多败亡，栾氏、狐氏等等子孙变成庶民，甚至有的给人当“皂”（卫士）。
小说中的白公胜变成了“士”（据史载多说他兵败自尽）、国氏、高氏败亡灭族、晏氏无嗣、鲍氏沦落、吴灭后吴国贵族全部失去了贵族身份、齐国田氏自割邑地使采邑超出齐平公自领之地等等，都表现卿大夫的这种变化，伍封远游海上，也象征着春秋时期的世族制度开始灭亡。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由于春秋时期地广人稀，所以卿大夫的采邑是很大的，否则以后就不会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的事出现。春秋封邑习惯上以地为主，战国封地习惯以城邑为主，有时也以田地为主。前面提及的赵鞅之誓中，立了军功，上大夫可得一县之地，下大夫可得一郡之地，士可得田十万（千顷），可见如此。
战国时因为士的突出作用，“布衣卿相”多了，而且官员增多，采邑常常以户数封赐，所以孟尝君只有薛地万家之邑，后来增加也只有千家，他养士数千，花费太大，被迫放高利贷。这自然比不上春秋时期的采邑地方之大，但未必不如春秋时有着庞大邑地的贵族富裕，因为战国时期的经济比春秋时要发展了许多。
不过春秋时期人少，伍封开始的莱夷五百多里采邑可能不会有小说中所说的十多万户，按当时的生产水平，数百里地是很难养活数十万左右人口的，虽然他有渔盐之利，与其它地方不同，不过这是小说描写，不必深究。
还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注意的，便是那时候说的“百里”或“方百里”，绝不是现在的“一百平方里”，姑且不论里制长短的出入，那时候的“百里”是指四边百里，类似一万平方里的算法，“十里”类似一百平方里。因此，“千里”有一百个“百里”。小说中说齐国当时大约有一千二三十百里地，是指一百二三十个“百里”，因此伍封的采邑在齐国疆域中只占了二十分之一多一点。现代人若不明白这个数据，恐怕会误以为伍封的采邑占了小半个齐国。
2、礼乐制度
春秋时人以周室为宗，尊礼重信，丧事赴告，宴会赋诗，在战国时却不讲究了，就连孟子也不说周室。
整个礼乐制度的变化当然不是一两年间出现的，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便已见到了这种变化。
虽然此时的社会阶层变化很小，但周代的贵族礼制已逐渐淡化，这种变化在本书主人公伍封身边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他大礼不毁，小礼却不甚讲究，我想，战国时的周礼渐亡应该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的。
3、农田制度
春秋时期的大半时间，各国的农田制度仍是“国”“野”对立制度和“井田制”，这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村社制度而来。不论国人或野人，均是按一夫挟五口，百亩授一夫的授田方式。百亩指的是私田，用来养活农户，此外还有公田，又称“籍田”，田中所产尽数交给贵族，因有良田和恶田之分，要三年一换，这便是“井田制”。由于春秋后期列国的人口加起来仅一千多万，地广人少，这种授田方式便造成了大量的荒地。
由于农户对公田缺乏积极性，再加上他们在百亩私田之外自行垦田，以致井田之外的私田不断增多，这种私田与井田制所说的私田不同，因此，井田制便逐渐瓦解了。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率先承认井田之外私垦田地的合法性，这就是田地私有化之始。其后井田制中私田也开始私有化，先由“国人”开始，后又推广到“野人”。
此时，各国的“国人”大都已成了拥有私有耕地的小农。不过这时候，广大农村的“野人”大部分还未变成小农。
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初税亩”，开始按田亩多少收租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到本书故事的年间，按田地收取租赋已经很普遍了，所以伍封在莱夷之时，作了一些类似的举动。
这种农田制度的变化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
再说一说农耕，中国农耕技术的蓬勃发展主要在战国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农耕工具一般已是铁制，牛耕也比较普遍，而且不少地方已经是一年两熟制。
春秋时期已有少量铁制农具，仅有少数地区的农作物一年两熟。
4、战争
春秋时期列国争战，一般是争霸主之位，不以兼并土地为主要目的，战国时期是战争便纯粹是争夺土地甚至兼并它国。
春秋时各国军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