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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门阵来。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公务人员了。哎，我凭什么能做一个大公务人员呢？
大公务人员首先要那些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的人才当得上。听说美国的牛奶面包就是好，只要吃得多了，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们县里王大老爷家的王大少爷就是这样，他去美国很吃了几年牛奶面包。他对于牛奶面包当然就有深刻的研究，听说他因此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凡两三万言的科学论文，题目是《牛奶放糖一定甜的机理初探》，他还因此得了一个硕士。他回国后，穿上假洋鬼子的衣服，手里提一根打狗棍——不，他们有一个文明词儿，叫什么“死踢客”，捧着大名片，名片上一面用中文印着美国什么大学的硕士头衔，一面印着一大片洋码子。他到这个衙门闻闻，到那个公馆走走，不费力气就捞到—个高级参议的差事，听说顶得上一个县太爷的身价呢。这当然是大公务人员了。我凭什么呢？
再说，革过人家的命的人也可以当大公务人员。那几年喊革命喊得最凶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些少年子弟．穿上一套哗叽中山装，跟着人家拿一面青天白日的小旗子，在街上喊“打倒”这个，那个“万岁”，或者据着石灰浆桶，在满墙涂些青天白日，写些什么“以党治国”的标语，不久他们就被送到庐山去上什么训练班去了，我们那里俗话叫做“进染缸”去了。几个月以后，不知道他们在那个染缸里染成了什么颜色，捧着一张题有“蒋中正赠”四个字的照片和一张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回来，用玻璃框子装好，供在堂屋里。然后找一个空院子，在门口挂上县党部的招牌，拿一盒名片天天出去拜客吃茶，开口“本党”如何，闭口“领袖”怎样，于是他们就成为本县的大公务人员了。我年过六十，却从来没有革过人家的命，也没有进过染缸，凭什么能当大公务人员呢？
当然，也还有没去美国吃过牛奶面包，也没机会去庐山进染缸的人，有朝一日，忽然阔了起来，当上大公务人员。我们县里有个有名的张公爷就是这样。那是因为凑巧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生了一个好看的妹子，他把这个妹子打扮起来，送到交际场合里去招蜂引蝶，凑巧给某一个大官儿看中了，他也就爬在妹子的裙带上去加官晋爵，享受大公务人员的“光荣”了。呸！我是宁肯坐一辈子冷板凳，也不愿去领受这份“光荣”的。
那么，我凭什么能够当上大公务人员呢？
是的，我凭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科员，还是凭自己搞“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很熟练，才保住的。我早就知道他们在背地骂我不长进，说我倚老卖老，既不信仰主义，又不崇拜国父，其实他们信仰的什么主义呢？说穿了不过是升官发财主义！孙中山倒是他们崇拜的；但不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个，却是印在百元大钞上的那一个……
唉，唉，你看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说到哪里去了？这些话要是给我们的苟科长听去了，把饭碗敲破了，倒是小事，要是给县党部那个梳偏搭搭儿的书记长听去了，给我戴顶红帽子，把我这吃饭的家伙取脱了，才不是好耍的。那个人么，嗯——我看他坐食俸禄，一年不卖几顶红帽子，是混不下去的。算了，不说也罢，还是言归正传吧。
嗯？我说到哪里了？……哦，是了，我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公务人员，在……不说也罢，反正是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县衙门里做一名科员。所谓科员，就是那种以“啃办公桌”为职业的人。无论天晴落雨，我们都要按时去“啃”八个钟头。说有多少公事可办吧。不见得，大半的时间都在喝茶，看陈年的上海黄色小报。那上面有趣的事就多得很。什么地方女变为男呀；哪个穷光蛋独得五十万元航空救国奖券，欢喜疯了呀；哪个官儿的姨太太爱上马弁，双双投江殉情呀……的新闻，不，应该说是“旧闻”了。大家看了兴致很高，难免就要议论起来，有的甚至企图从生理学的观点去设想女变为男是一种什么景象。大家读报纸读得厌了，就谈昨晚上的牌局，哪个人的牌运亨通，一连做了两个清三番外加海底捞月；哪两个人搭伙抬哪个二毛子的轿子……牌局也谈厌了，于是就悄悄议论起我们县太爷的隐私来。日子就是这样春去夏来，秋去冬来，打发过去了。反正能高升的都高升走了，我们这些不能高升的就只好守着那几张破办公桌，吃点既不饱也饿不死的现成饭罢了。
但是要说成天无事，也未免冤枉了我们，我们每天还是要办那么一件两件不痛不痒的公事。当然，重要的公事是不会有的，那些重要公事早已在老爷绅士们的鸦片烟铺上，麻将桌上，姨太太的枕头边，再不然就在他们的枪杆子尖尖上解决了，何劳我们趴在桌子上“等因奉此”、“等情据此”、“等由准此”地胡诌一通呢？我们之所以一定有几件公事办，其实不过表示在这个衙门里，县长之下果然还有秘书和科长存在，在秘书和科长之下果然还有我们这样的科员存在，在科员之下果然还有办事员、录事和打杂的、跑腿的人存在，每个月上级发来的经费，并没有完全落进县太爷的腰包里去，如是而已。
科长们为了表示他们的存在，有兴趣的时候也到办公室里来签个“到”，划两个“行”，县太爷却很少光临办公室。听说他够忙的，今天要到某大乡绅家里去拜访，明天又要到某退职大员的公馆里去候教，还要坐堂问案，打老百姓的板子，还要和送“包袱”（贿赂）的引线人讲价钱，他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瞒着自己的黄花老婆，去他私筑的“金屋”里去会自己的“藏娇”。他哪里有工夫来看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人呢？
假如他真的到办公室里来了，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比如上面来了视察委员呀，或者明天是什么纪念日，来找科员替他拟一篇讲演稿呀。再不然就是后衙发生了事故。母老虎发了雌威，把我们县太爷打得落荒而走，到办公室里避难来了。这几乎是万无一失，我们只要听到后衙有女人在大发雷霆，我们就得赶快就座，煞有介事地摇起笔杆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看到县太爷神色仓皇地踏进办公室里来，坐上尘封的县长席，办起公来了。
且说有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办公室里闲着，七嘴八舌地议论县太爷的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货色。有的说她一定是一个唱小旦的戏子，因为她能一板一眼地唱《苏三起解》，不致走腔落调；有的估计她是一个摩登女学生，因为有时候看她下的条子比县太爷的文理还通顺些；有的却坚持说她是一个从良的窑姐儿，哎呀呀，你看她那股子妖劲吧。总之，我们正在议论不休，忽然看到县太爷到办公室里来了。他吃力地转动着他那粗短的腿，用双手捧着大肚皮，由于不胜这一堆肥肉的负担，几乎是滚进门槛来的。跟在后面进来的是瘦长的然而营养良好的秘书师爷，还有服侍县太爷的勤务兵那个机灵鬼小卫也跟了进来。我们马上各就各位，拿起笔杆，摇头晃脑地办起公来。
县太爷的神色看来十分紧张。他在办公室里扫了一眼，对我们照老规矩不满意地皱了—下眉头，他发现两个科长一个也不在，生气地叫小卫去叫他们回来，然后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们总觉得像—个乒乓球放在一个大皮球上在我们的办公桌中间滚来滚去。
从乒乓球上发出了声音：
“刚才接到东安镇打来的电话，说中央新生活视察团派一位视察委员来我县视察新生活，已经从东安镇出发，中午前后就要到达县城。”他挺了一挺他的胸膛，以便和他那过于突出的肚皮取得平衡，继续说：“我们一定要表现我们的新生活，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办公，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他背诵起新生活运动的教条来了。忽然他抬头望见办公室两头墙上挂的“总理遗像”和“蒋委员长肖像”，皱起眉头看。这两张照片冷清清地挂在这墙上不知道有多少年月了，纸色已经发黄，积尘很厚。许多蜘蛛已经满意于在那里长期安家，繁衍子孙，结满了厚厚蛛网，在蛛网上曾经有许多无辜的苍蝇闻上去，被蜘蛛当点心吃了，剩下的皮壳和残翅，还挂在上面飘动。县太爷望见这两张倒霉的照片，神情有几分紧张，于是发布了动员令：“大家赶快振作起来，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收拾整齐，特别要把墙上的两张相片擦干净。”忽然又发现污损的墙壁上空荡荡的，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