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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
“我很遗憾听到你的难处。”霍勒斯说。
我咬了咬下嘴唇。我没有权利这么说。“我告诉多罗迪博士，如果她赶我走的话，你也会离开的。”
霍勒斯安静了很长时间。在长蛇星座第二—Ⅲ上，他自己也是个科研工作人员。他清楚他的存在给博物馆带来了多少声望，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可能太冒犯他了，把他当成了政治游戏中的人质。他肯定能看到双方将来的动作，也知道这可能会变得很丑陋。我要求得太过分了，我很清楚。
但是——
但是，谁会责怪我呢？无论如何，克里斯蒂都会赢的，很快就会赢的。
霍勒斯指着我的桌子。“你以前用过那个仪器与这幢建筑内的人联系。”他说。“我的电话？是的。”
“你能连接到多罗迪博士吗？”
“嗯，是的，但——”
“快干吧。”
我迟疑了一会儿，随后拿起听筒，拨克里斯蒂的三位数分机号。
“这是多罗迪。”传来克里斯蒂的声音。
我想把听筒交给霍勒斯。“我不能用那个。”他说。他当然不能。他有两张分开的嘴。我按下免提键，向他点头示意可以开始说话了。
“多罗迪博士，这是霍勒斯·德坦·斯达克·基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霍勒斯的全名。“由于你的盛情，我才得以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托马斯·杰瑞克是使我能顺利工作的重要人物，如果他离开了博物馆，我将随他而去。”
几秒之内是死一般的沉寂。“我明白了。”克里斯蒂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请终断通话。”霍勒斯说。我把电话的免提关了。
我的心狂跳着。我不知道霍勒斯是否做了件正确的事。但我还是被他的支持深深打动了。
弗林纳人弯下了全部肢腿的上下两个膝盖。“多罗迪博士站的是左边。”
“左边？”
“对不起。我是说，在我看来她所做的都是错的。干预一下是我起码能做的。”
“我也认为那是错的。”我说，“但——我想，我对她说我走你也走，这也是错的。”
我安静了一阵子，最后霍勒斯开口了，“有很多种对和错无法分辨。”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也会这么做的。”他来回走动着，“有时候我的确希望，对于这类事情，我能有吕特人的洞察力。”
“你以前也说过的。”我说，“为什么吕特人面对道德问题时比我们轻松呢？”
霍勒斯换了换重心。“吕特人没有推理的负担，即你我都会使用的推理逻辑。虽然数学使吕特人摸不着头脑，但在思考哲学问题、生命的意义以及道德标准时我们同样迷惑不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对此有本能的直觉，但我们所提出的道德理论都有缺陷。你给我看了那些《星际旅行》的电影……”
我的确给他看了。他被我们共同观看的那一集激起了兴趣，后来他把《星际旅行》经典的三部曲都看了。“是的。”我说。
“有一集中那个不可能存在的混血儿死了。”
“是《可汗的愤怒》。”我说。
“是的。在那一集中，很多内容都用来说明多数人的需求高于少数人的，当然也高于一个人的。我们弗林纳人也有相同的观点。这使我们想把我们所擅长的数学应用到解决道德问题上去。但这种做法的结果总是让我们失望。在混血儿又复生的那一集——”
“是《寻找史波克》。”我说。
他的眼柄又搭在了一起。“在这一集中，我们发现了上述公式的瑕疵，事实上在这一集说的是‘个人的需求高于众人的’。我们单单凭借直觉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戴着假发的家伙和其他人应该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去救一个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人，尽管这么做违背了数学逻辑。这种事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很多人类的社会及所有的弗林纳社会是民主制度。它们都坚信一个原则：即人人生而平等。我知道你们的南方邻居有一句伟大的格言：我们相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但是这些写下这句话的人却是奴隶主，用一个你教的词来说，真是具有黑色幽默。”
“正确。”我说。
“许多人类和弗林纳的科学家想用基因命令来解释利他主义，认为我们愿意为他人做牺牲的程度与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基因相同程度成正比。这些科学家说，你或是我，不会为了仅仅一个兄弟或是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当我们的死可以救两个兄弟或是孩子时，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公平交易，因为他们身上带有和我们相同数量的基因。我们当然会为了三个以上的兄弟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数量代表了比我们自己身上还要多的同种基因。”
“我会为救里奇死。”我说。
他看着我桌子上的镜框，镜框的纸板背部面对着他。“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里奇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是的。他的生父母不想养他。”
“这件事在两个层面上令人疑惑：父母选择了抛弃他们健康的后代，而非父母却选择了收养一个其他人的孩子。当然还有很多好人蔑视基因逻辑，选择不要孩子。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成功地描绘弗林纳人和人类在利他主义领域内的选择。你不能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了一会儿，当然，霍勒斯为了我和克里斯蒂交涉是利他主义的，但是这件事本身很明显和基因亲戚没有什么联系。“我猜是吧。”我说。
“但是，”霍勒斯说，“我们的朋友吕特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数学，所以他们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烦恼。”
“嗯，他们却使我烦恼，”我说，“这些年来，我常常会躺在床上想要理清我们的道德窘境。”一个关于不可知论者患有失眠症的笑话浮现在我脑海中：整晚清醒地躺着，思考那里是否有条狗。“我是说道德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偷东西是错误的，而且——”我停顿了一下，“你的确知道这个，是吗？我是说弗林纳人也应该禁止偷盗行为吧。”
“是的，不过这个禁忌不是天生的，弗林纳人的孩子会把他们能碰到的东西都拿到手里。”
“人类的孩子也这么干。但是我们长大后就意识到偷东西是错误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错误的呢？如果它能提高繁殖后代的成功率，进化不是应该更加垂青于它吗？还有一件事，我们认为一夫多妻制是错误的，但是很明显我可以通过让多个女性怀孕来增加我繁殖后代的成功率。如果偷盗对于那些可以成功实施偷盗行为的人来说是一种竞争优势，而通奸，至少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好策略，这么做可以增加他在基因库中的分量，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们都是错的呢？进化应该只产生克林顿式道德——只有在被抓之后才会说对不起？”
霍勒斯的眼柄忽内忽外地挥动着，比平常的速度快得多。“我没有答案。”他说，“我们努力追寻道德问题的答案，但问题一次又一次将我们击败。人类和弗林纳人中卓越的思想家将他们的一生都用来寻找生命的意义以及道德问题的判断标准。在寻找答案的道路上，尽管累积了几个世纪的努力，但进展甚微。这些问题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就像2＋2超过吕特人的一样。”
我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他们竟然不知道两个物体旁再放上两个物体就变成了四个物体。”
弗林纳人弯下三条腿上的膝盖，将身子倾向我。“他们也会因为我们无法看清道德问题的真相而觉得难以置信。”他停顿了一下，“我们的脑袋在对付大块问题时，会把它分解成可以应对的小单位。如果我们要了解行星如何围绕恒星运转，我们可以先从无数小问题入手——为什么石头会停留在地面上？为什么恒星处在恒星系的中心？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后，我们就能充满信心地回答大问题。但是道德问题和生命的意义显然是不可分的，就像细胞中的纤毛一样：没有可以单独区分开来的组件。”
“你是说一个和你我一样身为科学家，或是逻辑学家的生物，与那些能协调道德和精神问题的生物是完全不兼容的。”
“有些能同时处理好这两个问题——但他们通常通过划分来处理。科学专门负责一类问题，宗教则负责另一类。很少有人能够同时协调运用两者来处理一个问题。我们的脑子被设计成只能运用一种思维，而不是两者同时。”
我一下子想起了帕斯卡的赌局：他说，即使上帝不存在，赌他存在仍然是较为保险的。如果把赌注押在另一边，万一我们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