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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以后，他们出了博物馆。外面站着一大群人，很多人都别着纪念章，上面画的是传统的大头黑眼灰色皮肤的外星人。弗西和艾维尔进博物馆时他们就已经在这儿了，全是UFO疯子和宗教狂热分子，等着看一眼外星人和他的飞船。
弗西从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一小包油油的爆米花。他吃了一点，将剩下的一粒一粒抛向无数只在便道上蹒跚的鸽子。
“嗯，”艾维尔说，“你怎么想的？”
弗西摇了摇头。“没地方藏炸弹，即使放了也不能保证炸掉那些石板。”
艾维尔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仿佛他是被迫同意的。“这就是说我们不得不采取直接的手段。”
“恐怕是的。”弗西转了个身，面向博物馆正面壮观的石阶。宽大的台阶通向博物馆的玻璃大门和门上方的三扇彩色玻璃窗。
“咱们没能见到外星人真是太糟了。”弗西说。
艾维尔点头分担了弗西的失望。“外星人可能信仰上帝，但他们还没有找到耶稣。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能指引他们见到救世主……”
“那将是无上的光荣啊。”弗西说，他的眼睛都瞪大了，“绝对是无上的光荣。”
艾维尔拿出他们一直在用的城市地图。“好吧，”他说，“看起来如果我们往南乘四站地铁，就离他们拍摄《红与绿》的地方很近了。”他用手指弹弹地图上一块红色的正方形标志，标志里印着：加拿大广播公司演播中心。
弗西笑了，所有关于光荣的想法暂时被搁到一边。他们都爱看《红与绿》，发现它居然是在加拿大制作的还大吃了一惊。今晚是现场录制，门票是免费的。“咱们走吧。”他说。两人走向地铁入口的扶梯，从街面上消失了。
好吧，我得承认。在等死的过程中有一件好事：它能加强你的自省力。就像塞缪尔·约翰逊曾说的：“当一个人知道两星期后会被吊死，他的注意力将变得高度集中。”
我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智慧设计的说法——为什么几乎所有进化论学者都会拒绝。我们已经和创造论者战斗了一个多世纪，那些相信地球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六个二十四小时内造出来的傻瓜们。他们认为化石，即使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也不过是诺亚洪水的遗留物。他们还认为上帝故意将宇宙创造成这个样子，使得我们误以为它很古老，而且巨大无比。
进化论发展中著名的事件包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进化大辩论中击败了主教“狡猾的山姆”威尔伯福斯。还有我学到过的克莱伦斯·达罗在学术争论中埋葬了威廉姆斯·钱宁斯·布莱恩。但他们的战斗只是个开始。不断有后人前来，在所谓的创造论的幌子下满嘴喷着垃圾，妄想将进化论赶出课堂。甚至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他们还极力要将原教旨主义对圣经的说明推向主流社会。
我们的仗一直打得很漂亮，斯蒂芬·杰·古德，理查德·陶金斯，甚至，在某种层面上说，也包括我——我没有那两位的演讲天分，但我也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与创造论者争论。大约二十年前，博物馆的克利斯·麦克高文写了一本极妙的书叫作《世之初：一位科学家表明为什么创造论者是错的》。但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一个教授哲学的家伙——指出副标题有些傲慢：一个人就可以表明世界各地的创造论者都是傻子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那种处于包围之中的感觉的确是可以被原谅的。甚至到了今天，美国的民意测验仍然表明只有不到20％的人相信进化论。
承认在某一时间点存在过某种智慧引导，这就好比打开了泄洪闸。我们斗争了这么长时间，斗争得这么艰苦，我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为此被投进监狱，要让我们承认可能的智慧引导就等于让我们打白旗。我们确信媒体会因此进行白热化的辩论，最终无知会支配高层，我们的孩子不但无法分辨，而且也学不到任何真正的科学了。
回顾起来，我们在当初应该更开放些，应该考虑到其他多种可能性。或许我们不应该这么快就为达尔文理论中的粗糙之处上光上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的话，代价或许会让我们无法承受。
弗林纳人不是创造论者，肯定不是——他们不过是一批科学家，接受大爆炸理论，并认为宇宙有个开端（爱因斯坦觉得这种想法和常识太格格不入了，于是他做出了他自认为这辈子最大的失误：调整他的相对论公式，以避免承认宇宙有个开端）。
但现在泄洪闸己经打开了。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地方谈论创造、大爆炸、以前的宇宙循环、基本常数的形成以及智慧的设计。
对于进化论学者，生物化学家，宇宙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说我们知道——或是至少有模糊概念——这一切都有可能是真的，还说我们故意压制它，拒收有关这个主题的论文，嘲讽那些在通俗杂志上发表类似观点的人。
要求采访我的电话如潮水般涌来，根据博物馆交换机的记录，几乎每三分钟就有一个。我告诉部门助理黛娜，除非教皇亲自来电，否则不要烦我。我是开玩笑的。但萨尔班达在布鲁塞尔披露真相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教皇的代表就给博物馆打了电话。
虽然我很想一头扎进公共辩论，但我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我弯着腰站在我的桌子前，翻着上面的一堆文件。东西很杂：AMNH组织需要的一份我曾写过的关于云南龙的报告；在这个星期结束前我要批准古生物学部门的预算；一个高中生的来信，告诉我他想成为一个古生物学家并要求我给他一些职业上的建议；黛娜的职工评议报告；一份去柏林作报告的邀请；我给丹尼洛娃和塔玛萨基的书写的引言；我答应修改的两份JVP的手稿；两份我们需要的树脂；一个要求修理恐龙馆中照明设施的通知单；一本我自己的书，要求我在上面签名；七封——不，八封未答复的信；我自己的上季度报销单还没有填；部门的长途电话单，上面那些没人承认打过的电话用黄色标了出来。
事太多了。我坐下来，转向我的计算机，双击E…mail图标。七十三封新邮件等在那儿。上帝，那么多邮件我连看的时间都没有。
就在这时．黛娜从办公室门边探出头来。“汤姆，那些休假报告你批了吗？”
“还没有，”我说，“我会批的。”
“请尽快。”她说。
“我说了我会批的。”
她看上去被吓着了。我以前大概从来没对她咆哮过。但没等我道歉，她就消失进走廊了。
或许我应该把自己的管理任务分配给下属，但是，怎么说呢，如果我不再是部门的头，我的继任者会夺取充当霍勒斯向导的权利。而且我不能留下一堆烂摊子。必须尽可能处理好所有的事，直到……
直到……
我叹了口气，又把目光投向桌子上的那堆东西。
时间不够啊，该死。时间就是不够啊。
第十九章
很多雇员都不清楚他们的老板能挣多少钱，但我对于克里斯蒂的收入却能精确到分。安大略的法律规定所有年收入超过十万加拿大元的公务员公开他们的薪水。博物馆里只有四个工作人员的收入达到了上述分界线。克里斯蒂去年挣了179，952元，再加上18，168元的税前奖金。她的办公室很好地反映了她的收入。尽管我不满意她经营博物馆的方法，我也能理解那样一个办公室是必要的。在那儿，她必须博得潜在捐款人的欢心，还有那些一时兴起就可以增加或减少博物馆预算的政界要人。
我当时正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等着止痛片发挥药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说克里斯蒂要见我。走路可以帮助发挥药效，所以我不介意走一趟。
英迪拉让我进了内部办公室。“你好，克里斯蒂。”我说，“你想见我？”
克里斯蒂正在网络上搜寻着什么。她伸出一只手示意我耐心等会儿。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漂亮的织物。桌子后有一套盔甲。自从我们的盔甲厅——我一直认为它是个非常受欢迎的展览——被撤掉以便给克里斯蒂一贯的“补充精神食粮”挪地方之后，我们手头便一直有一堆不知该如何处理的盔甲。克里斯蒂还有一个填充信鸽（来自博物馆的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中心，由过去的鱼类学部、爬虫学部、哺乳动物学部和鸟类学部合并而成的大杂烩。这样的模型有二十多个）。她还有一簇石英水晶，看上去和微波炉一样大，是从过去的地质学部捞过来的。其他东西包括：一尊漂亮的棒球大小的翡翠佛，一个古埃及人的下巴，当然还有一个恐龙头骨，鸭嘴龙。鸭嘴龙刀锋般的冠和屋子另一端盔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