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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重返工作岗位。
在刑警队，与他联系接口的是队长何鹏涛。
2005年的某天清晨，厉果接到了何鹏涛的电话。
桐城市。
作为中部省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桐城市这几年的建设并不如沿海地区。朝令夕改的城建规划，让这座城市还来不及焕然一新，就被新的烟尘笼罩了，活像一座巨大的建筑工地。
马路上土方车呼啸而过，勤劳朴实的农民工在钢筋水泥里蓬头垢面、日以继夜。因为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微妙的利益冲突，或资金短缺之类的问题，很多项目往往到了一半就遥遥无期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一脸茫然地走在城市里，然后进入另一个工地，用汗水去浇灌下一个希望。
这明显是个安全隐患。
然而这次事态更为严重——桐城系列杀人案——发生在郊区无人看守的废弃工地或烂尾楼里，并且，无一例外地由拾荒者发现、报案。
“谈不上完美——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谋杀的话。”这是何鹏涛见到厉果后的第一句话，“但技术痕迹明显，受害者分别为医院主治大夫和中年教授，男性。两人在三天内，以同样的方式分别被害于午夜12点至凌晨4点之间。事先被迷药迷倒，至于死法……”他没有接着说下去。
走进现场，厉果看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
死者下身裹着白色浴巾，头戴浴帽坐在一个木桶里，右手搭在桶外，手中握着一支鹅毛笔，地上有一张白色的纸。死者的衣裤被整齐地码在十多米外的地上，很明显是现场换下来的。致命的是插在死者胸口的一把匕首，直中心脏。死者死于失血过多，鲜血盛满了小半个木桶。
厉果心头一惊，这不是世界名画《马拉之死》里的场景吗？
厉果并不推崇教条主义，但统计学的数据马上告诉他：如此匪夷所思的“仪式性”杀人，九成以上的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
“刚刚两案并一案，我想还是要给你个电话。”何鹏涛说道。
厉果问：“现场有没有直接证据？”
“很有反侦查意识啊，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明显是刻意清扫过的。罪犯心理素质似乎好得出奇，到现在为止都没留下破绽。”
“目击者呢？”
“这里比较偏僻，又是发生在深夜，所以走访结果令人悲观。而且因为消息封锁，我们无法从正面途径向群众征集线索，都得靠我们自己跑，人力有限啊。究竟是昏迷后被运到现场，还是诱骗过来下的药，现在都还没什么头绪。”
“两名受害人之间有什么关联？”
“通过家属、单位走访，电话记录查询，社会关系排查，上网记录统计等搜集的信息来看，两人之间并没有交集，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彼此认识，或者有共同认识的人和组织。总之，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厉果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摸了摸，放到鼻子前嗅嗅。
“宣泄型罪犯！”姚静曼手拿笔记本，在一旁插话了。她是桐城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今年才毕业，在厉果手下做实习助理。
“什么意思？”何鹏涛一头雾水。
“凶手施暴的目的不是谋杀，而是情感的宣泄。”姚静曼耐心地解释。
厉果依旧没说话。
《马拉之死》，法国旧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作品，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形。
主人公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为了躲避迫害，长期藏身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他有着狂热的革命激情，渴望改变社会，同时他又是个暴君，主张残酷无情的铁血政策。可以说，正是他的残暴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厉果努力回忆着过去在画册上看到的有关《马拉之死》的介绍。
那是一幅在特殊年代里，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写实油画作品。如果因此而联想到罪犯是因为政治而谋杀，显然是不妥当的。首先，受害者并不是政坛人物；其次，政治犯往往采取纵火、爆炸或投毒等危害性更大的群体性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博取当权者的关注……
姚静曼说得没错。
照现场分析，嫌疑人很有可能长期处于压抑和焦虑状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宣泄出去，而最终导致偏激或幻想行为的产生。
厉果皱着眉头继续想着。如果排除以上种种可能，尽管不愿意，也尚未有足够的证据，可现场的迹象依然表明：他们很有可能遇到了一个变态连环杀手！
而《马拉之死》所象征的内涵，正是罪犯内心焦虑的外延：想要宣泄的情感内容。
稍作思考后，厉果进一步把嫌疑人判断为“随机杀人的宣泄型系列杀手”，然后他给出了对嫌疑人的初步描述：
1。常驻本地的男性；
2。年龄在28～35岁之间；
3。受过高等教育，未婚，有洁癖，经常因为纠结于不必要的小细节而影响工作进程，受到领导指责；
4。身体强壮，独来独往，言辞木讷、不得志，因为工作岗位次要，长期被同事或亲人忽略，近期可能有重大挫折，例如被解雇、降级、调离原工作岗位等；
5。有英雄妄想情结，可能进行过心理咨询；
6。喜欢穿有四个以上口袋的外套；
7。有一辆使用期五年以上的黑色三厢轿车。
诚然，犯罪心理画像只是刑侦工作的辅助手段。它是推理，但不是严谨的科学，是通过各种资料、线索，进行分析、总结，得出的一个可能成立的结论。完全否定这种手段，显然是无知的；但如果全盘尽信，自然，也是危险且草率的。
厉果给出的嫌疑人画像，尽管让人看到了一个轮廓，但于细节之处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就像看到飞驰而过的车里的某个人——即使如此，也足以让实习生姚静曼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犯罪心理画像的特殊性在于，它用来推理的线索不仅仅是类似一枚指纹之类的证据。要精确锁定嫌疑人，还要搜集现场的心理痕迹，进入罪犯的内心，通过心理画像来推测嫌疑人的种种特征。”厉果解释，“除此之外，还要参照以往同类案件的罪犯的共性。
“幼年时期遭受挫折，被亲人轻视或女友抛弃，从而埋下深深的自卑感——
“彰显自我价值的渴求与这种自卑感长期‘针锋相对’——
“却因为孤独、缺乏与人沟通而导致这种矛盾愈演愈烈——
“由于外界的诱因而逐步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不能自拔——
“恰当的时机，‘成就’杀人行为，宣泄长期以来的压抑和焦虑。究根溯源，我觉得本案嫌疑人依然未能逃脱长期自卑和孤独的困扰。另外，此案嫌疑人想通过这种形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用《马拉之死》来表现自己的意图，就画的内容而言，他很明显有英雄情结的妄想。此类妄想的初级阶段，会有很明显的行为或言论变化，一定会被旁人觉察，他受过高等教育，周围的人一定也具有相同的素质，因而极有可能懂得送他去接受心理咨询。
“之所以推测他受过高等教育，是因为《马拉之死》是一幅在中国并非家喻户晓的世界名画，不管嫌疑人想要借此来表达些什么，起码他选择这幅画来为自己‘代言’，说明他具备一定的知识面。
“25至40岁的男性，正是妄想型心理障碍的高发阶段；鉴于妄想的程度以及在作案时所需的体力与精力，所以我初步给出的结论是在28至35岁。
“现场的布置一丝不苟，不留痕迹，很明显是经过精心打扫的，那些整齐的受害人的衣物，更说明他像一个完美主义者一样布置了现场，不容许任何瑕疵。完美主义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强迫症，自然会在工作中因为吹毛求疵，与领导和同事发生争执。
“28至35岁未婚的男性，有严重社交障碍，一般不会在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也符合整个心理画像的逻辑。
“如果他苦心经营却始终得不到期待的工作岗位，那么极有可能产生极端的报复心理，以此来证明自我价值，而目标正是他梦想成为，但始终没能成为的城市中产者。
“至于为什么喜欢穿有四个以上口袋的外套，有一辆使用期五年以上的黑色三厢轿车——”厉果没有作出解释，他只是吩咐姚静曼，“也许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析，看看会不会与我得出不同的观点。”
刑侦大队被分成了两队，一队按照常规继续深入走访有关此案的嫌疑人的家属与知情人；另一队则由何鹏涛带领，加上厉果与姚静曼，负责缩小侦查范围，根据画像内容进行全城排查。
然而，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