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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K事件是指有人发现在某些因特网站点，画面上方有淡淡的“Y2K”字样。本来这也没什么，有人愿意提醒大家千年虫问题，那就随他去呗。可慢慢地有传言说，凡是被加上Y2K字样的网站都有千年虫问题。很快，这些被称为“千年虫网站”的管理员就纷纷站出来辟谣，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服务器没有任何千年虫问题，并讥讽造谣者不懂电脑。没过多久，传言升级到了2。0版，说是这些网站会传播一种叫“千年虫”的病毒！那些管理员立刻悲愤地发表声明，指责这是一帮无聊者的“网络恐怖主义”行为。但声明没有能阻止这些网站的访问率直线下降。防病毒软件厂商接到了许多电话，询问有没有能清除“千年虫病毒”的软件。然而，“千年虫病毒”没有发现，人们却被另一种病毒打了个措手不及。
4月26日，北京城笼罩在蒙蒙细雨中，从早上7：30起，各个防病毒软件厂商和电脑厂商开始不断接到求救电话。病毒发作的症状都差不多，先是机器不能启动，然后发现硬盘找不到，有的还损坏了机器的基本部件——主板。上午，这些厂商的门市部里挤满了前来维修的客户，甚至有人急得放声大哭。我所在单位由于有预防措施，没有受到影响，但在BBS上目睹了事件的进展。有些以前在我们这里培训过的学员也打电话过来求救，都被我们转到软件厂商那里。
忙了一天，骑车在回家的路上，我又一次觉得像在看一场电影，而我是主角，好像是电影《猜火车》开始那著名的场景，那段著名的对白。我一边认真地骑着车，一边思考着自己的生活：我该干什么，我哪里做得不对，下一个星期怎么安排，今年能攒多少钱，“五一”去哪儿玩……我没有考虑结婚，那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
细雨纷飞，我穿过它们一点点地向家骑去。
晚上高中同学打电话过来，说“五一”聚一下，吃完饭还有卡拉OK。好，行。刚放下，电话局的电脑打电话过来，说预存的话费已不够，让赶紧交费。好，行。手机又响起来，说这几天有个活儿，酬金若干。不好，不行。咪咪在旁边瞅着我乐。“有点日理万机的样子是吗？”我笑道。她点点头，又去拨拉碗里的饭。“以后等我退休了，就能和你坐着轮椅慢慢聊了。”我感慨万千。“别美了，谁乐意和你聊啊！”筷子停了一下，又开始拨拉，也不知道在找什么。手机再次响起来。我们相视一笑。“喂，我是胡图。”我说，示意咪咪把电视的声音调低。
电话是老三打来的。他和黑子都遇到了车祸，在医院治疗，但身上没带钱。我放下手机，拿上卡就出去了。在大院门口的取款机取了钱，打车直奔医院。
黑子伤势较重，已送去急救。老三正举着打了石膏的胳膊向警察解释，肇事车逃离了现场，他也没记下车号，只知道是辆奥迪。我交了钱，陪老三坐着，问当时的情况。那辆奥迪本来和他们并行，忽然高速从右向左并线，他没来得及规避，车头被撞，又栽倒在中心线的栅栏上。结果他那辆可怜的夏利的副手座被撞瘪，可怜的黑子也被撞得昏迷过去。出事后那辆奥迪在他们前面几十米停住，然后一溜烟地跑掉了。老三一边讲一边不绝口地骂那奥迪。“你们怎么碰上的？”我问。
他一愣：“我们去赶个饭局，有几个朋友想谈点儿事。”
“那你还没吃饭吧？我去买点儿吃的。”我站起来。
“不用，”他斜眼瞅着那些警察，“我不饿。”
“怎么能不饿呢？我还是买点儿吧。”
他把目光转到我身上：“好吧，买点儿巧克力饼干吧！”
“OK！”我走出医院，先给咪咪打了个电话，说今晚不回去了，然后去小店里买东西。店主正和另外一人感叹现在治安太差，哪儿哪儿最近又有炸弹了，哪儿哪儿死了好几个，哪儿哪儿又有“拍花儿”的了，等等。两人聊得惊心动魄，又兴高采烈，争相表示自己知道得多。他们的话题忽然转到电脑病毒上，我注意起来，想听听他们会发什么谬论。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对电脑病毒的了解比我想像的要多，虽然有些不知所云，但也不会犯“会不会传染人”之类的错误。店主一边把零钱找给我，一边扭头满面红光地说：“我觉得现在这些事儿，就是咱人知道的、会的太多。就跟一小孩，手里拿把枪，您说危险不危险？本来小孩就该玩点积木、老鹰叼小鸡什么的，您非给他塞把枪不可。小孩不知道厉害，也控制不了自己，结果闹出事儿来，您说赖谁？”
我拎着吃的回到医院，就听到了黑子的死讯。
黑子死后，他的帐号还保留在那个BBS上，但没有上站。按规定，一个帐号如果连续4个月不上站，其“生命力”就会减到零，也就是被删除。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帐号的“生命力”一点点地减少，慢慢向零靠拢。我在他以前常去的一些版面发文，题目叫“Fading Like a Flower”，内容空白。这种行径被一些网友痛骂，指责我浪费网络资源。
单位最近风传要裁人，人心惶惶。老板盯着谁看，谁就紧张。这天下午，老板推门进来，冲我说：“胡图，你来一下。”我心里一激灵，站起来随着老板走进小会议室，一路上同事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尽力掩饰的庆幸。老板先给我倒了杯茶，问最近在做什么。我接过茶说了谢谢说正在研究预发布的Windows 2000的新特性准备加到课程里面去咱要不断更新才能跟上电脑不断发展的形势您说是不是。老板点点头，开始回顾这几年来我在培训中心的工作情况，态度很和蔼，我的心里却很紧张。他话题一转，开始哀叹最近业务越来越不好，尽力表明中心的收入不像我们私下想像的那么多等等。我不停地喝茶，浑身燥热，心怦怦地跳。老板的嘴唇在一张一合，目光时而明亮时而迷茫，手势夸张费力。其实他心里也很紧张，他也不清楚该怎么说。我静静地听着，等着他完成今天的任务，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晚上和同事们吃了一通，互相说说几年来的往事，唱了几首歌，笑了几场，合了几张影，然后告别。我独自骑车在回家的路上，路边的夜色辉煌迷离，刚下过雨的路面闪闪发亮。我心中有一种淡淡的情绪，说不清是解脱还是失落。几个中学生在那里玩着朦胧的爱情游戏，笑声飘忽。酒吧门口站着几个奇装异服的青年，用反叛的外表掩饰他们世俗的心。真正的反叛已经消失了，理想之间的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似乎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感觉不到车辆在前进，感觉不到冷或热，感觉不到任何情绪，直到咪咪那年轻的脸出现在眼前。
夜阑乍醒，脸上有泪。
5月5日，黑子的葬礼在八宝山老百姓用的灵堂举行。人们依次走过他的遗体旁边，冲已经补过妆的那具躯体行注目礼，我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和黑子的关系并不十分亲密，但面对这样一具冰冷了的并将永远消失的躯体，我不可能保持心情的平静。老三哭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得不把他半扶半拉地弄出灵堂，不停地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来安慰他。生命的消逝如此迅速，如此容易。
三天后的傍晚，全世界都震惊了。电视上反复播放着冒烟的楼房，残破的房间，血淋淋的人。播音员的声音充满悲愤。人们出神地盯着电视屏幕，眼中布满恐怖与愤怒。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下子把战争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开始怀疑和平是不是仅仅是个梦想。吃完晚饭，我和咪咪走下楼，往街上走去，周围沸腾着青年们愤怒的吼声。那些年轻、英气勃勃的脸，那些高举的拳头，那些粗糙的充斥着惊叹号的标语，在我们眼前划过。咪咪紧紧挽着我的胳膊，似乎生怕被人群卷走。我们在街上呆到很晚，直到咪咪开始抱怨太冷。
生活慢慢恢复了平静，一切终将继续。校园里人们依旧奔走于宿舍和教室之间，学基础课、学专业课、学选修课、学“托福’、学GRE……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穿着同心圆的T恤走来走去，已经不再是表示抗议，而成了一种服饰。
经朋友介绍或自己找，去了几个单位应聘，都不是很满意，暂时在家闲呆着。生日那天，请了一些朋友到饭馆吃饭，父母也打来电话祝贺，免不了唠叨几句“快点儿找工作”之类的话。朋友们猛灌我酒，我渐渐感觉头晕目眩，满眼满耳都是蛋糕、扎啤、蜡烛、笑话、相机、双关语、扎啤、鼓励、香烟、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