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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已经把证件再次在烛光下展开，并且俯身看了一会儿，我发觉他脸上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原来笼罩在面孔上的懊恼神色消失了，换成一种全神贯注的样子。他那长长的鼻子好像几乎要贴到他正在低头察看的纸上。当他终于直起身来时，我从他那深陷的双眼中看到兴奋的光芒。
我急忙跑到他身边。他指着两个证件上记载细节的文字问道：“你从这里面能看出什么来，华生？”
我说：“写得很清楚，很好认。”
“墨水，老兄，看那墨水！”他不耐烦地高声说。
“啊，是黑墨水。”我从他肩头上望过去说，“恐怕这也帮不了什么忙。我可以拿出一打我父亲从前的来信，都是用这种墨水写的。”福尔摩斯两手相握，笑了。他大声说：“好极了，华生，好极了！请你看看结婚证书上亨利·柯尔温·格拉德斯戴尔的姓名和他的签字。好，再看一下瓦朗斯登记表那一页上他的姓名。”
“看起来没有什么欠妥贴之处，两者上的签名是一样的。”
“一点不错。可是，墨水呢？”
“有一点发蓝。对，肯定是普通的蓝黑靛青墨水。怎么了？”
“两个证件中所有的字都是用黑墨水写的，只有新郎的姓名和签字例外，你不觉得这个现像奇怪吗？”
“也许奇怪，但并不费解。格拉德斯戴尔很可能习惯于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墨水瓶。”福尔摩斯奔向窗前的一张书桌，翻找了一小会儿，然后拿着一支羽毛笔和一个墨水台走回来。
他用羽毛笔蘸着墨水在证件边上划了一两下，问道：“你说这是同样的颜色吗？”
“完全一样。”
“不错。这瓶里就是蓝黑靛青墨水。”
原来站在后面的冯·兰默雷因夫人突然冲上去要拉响那个铃，可是，在她还没抓住绳子时，福尔摩斯的声音已经响遍全室：
“如果你碰那个铃，保险完蛋！”他的声音很严厉。
她的手就在绳子上停住了。
她冷笑道：“真是笑话！你认为亨利·格拉德斯戴尔是在我的书桌上签字的吗？啊，你这蠢材！谁都用这墨水。”
“基本如此。但是，证件上的日期是一八四八年六月十二日。”
“啊，那又怎么样？”
“恐怕就是这一小小的差错暴露了你的罪行，冯·兰默雷因夫人。含有靛青的蓝黑墨水是一八五六年才发明的。”
隔着蜡烛光圈怒目注视着我们的那张面孔虽然美，可是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你胡说！”她声嘶力竭地说。
福尔摩斯耸耸肩答道：“就连化学家也能证明这个。”他拿起文件，把它们小心地放到斗篷口袋里，接着说：“当然，这些弗朗索瓦泽·佩勒当的婚姻证件，完全是真的。但是，在证书上和瓦朗斯教堂那一页登记表上，新郎的真正姓名都被抹掉了，在原来的位置上换成了亨利·柯尔温·格拉德斯戴尔的名字。我毫不怀疑，如果必要，用显微镜可以观察到涂抹的痕迹。无论如何，最精心设计的计画之所以失败，经常由于微小易犯的错误，而不是由于任何概念性的基本缺陷；这和大船往往毁于虽小而却足以致命的石头尖是一样的。这种墨水本身就能证明这个道理，它只不过是例子中的一个而已。至于你，夫人，在考虑你对一位毫无防卫能力的妇女所使用的奸计时，我很难想起比你更为残酷无情的人了。”
“你竟敢这样侮辱一个女人！”
福尔摩斯严厉地说：“在策划毁掉那为拒绝交出她丈夫秘密文件的妇女时，你已经把属于妇女的特性抛掉了。”
她那蜡黄的脸上露出邪恶的微笑，看着我们说：“最低限度，你们要为此受到惩罚。你们已经犯法了。”
“确实不假。你可以拉铃。”夏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到了法庭上，我的不高明的辩护词说的是你唆使人伪造证件，敲诈未遂，还有－－你听着－－进行间谍活动。我限你一星期之内离开这个国家；如果你逾期不走，我就向政府告发你。”房间里有一瞬间极为寂静，接着，伊迪斯·冯·兰默雷因无言地举起她那白皙匀称的胳臂指向房门。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我们用过早餐，桌子还没有收拾。一早出去散步刚才回来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已脱下大礼服，换上了吸烟服，这会儿正懒散地坐在壁炉前，用一根细长的锥子通烟斗。这个锥子当初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归他所有的，我在这里不想再说这些情况来折磨读者了。
我问道：“你见着公爵夫人了？”
“见着了，而且把实情都告诉她了。她把伪造她丈夫签名的证件以及我对案件的陈述书一起交给家庭律师们保管，这纯粹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她再也不用害怕伊迪斯·冯·兰默雷因了。”
“多亏了你啊，我亲爱的朋友。”我热烈地高声说道。
“啊，啊，华生。这个案子相当简单。咱们所进行的工作带来的乐趣就是报酬。”我热切地看着他。
我说：“福尔摩斯，你似乎瘦了一点，你应当到乡间去住几天。”
“晚一些时候也许会去。可是在夫人离开之前，我不能走，因为她是个风度非凡的人。”
“你领带上那颗珠子真大，我以前好像没见过呀！”我的朋友从壁炉台上拿起两封信，从对面扔给我，说到：“这是在你出去巡诊时收到的。”
一封带有卡灵福德宅邸地址的信写道：
“一位妇女的一切都归功于您的侠义和您的勇气。这种债是无法偿还的。请允许我用这颗珍珠，这个古老宗教的象徵，来表达我的心意，为了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将永志不忘。”
另一封，既没有地址也没有签名，写着：
“我们将再次见面，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将永志不忘。”福尔摩斯笑道：“着眼点是一样的。我还要再次会见这两位从同一角度观察事物的妇女。”
说完之后，他一下子坐到椅子上，又伸手去拿他那最令人反感的烟斗了。
四、黑天使奇案
“华生，恐怕北欧日耳曼民族的气质不能帮助研究犯罪行为的人发挥才能，它总是导致可悲的平庸。”福尔摩斯这样说，当时我们正从牛津街拐到不那么拥挤的贝克街的便道上。那是一九０一年五月一个晴朗清新的早晨，许多黑瘦的人聚集在街上，他们是从南非的战场上回来渡假的。他们的制服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欢快的印象，与仍在哀悼已故女王的妇女们所穿的黑色服装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回答说：“别忘了，福尔摩斯，你自己办过的案子中就有许多是与这种理论相反的，我可以举出一打例子来。”说这话时，我注意到，早晨散步使我的朋友那灰黄的脸上有了一点红颜色，因而觉得挺满意。
“请你举一个例子吧。”他说道。
“嗯，那个臭名昭着的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用一条经过训练的蛇来达到谋杀的目的，这可不能随便地说成是平庸。”
“亲爱的朋友，你举的这个例子恰恰证明了我的论点。在大约五十个案子中，我们回想起罗伊洛特医生、‘神圣的’彼得斯以及另外的一两个人，原因只不过在于他们採用了异忽寻常的、富于想像力的犯罪手段而已。说实话，我有时被这种想法所引诱：正想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整个动物的原形一样，有逻辑的头脑的推理家能根据一个民族的烹调方法说出这个民族犯罪的主要特点。”
我笑道：“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好好想一想，华生。”他用手杖指着一辆巧克力颜色的公共马车，这辆车的刹车嘎嘎作响，马的挽具上的铃铛发出轻快的叮噹声，车停在马路的对面。福尔摩斯继续说道：“碰巧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有一辆法国公共马车。你看那赶车人，华生，他和那个从海军陆地兵站来休假的下级军官辩论时是充满激情和活力的，而且感情专注。这是狡黠和实惠的区别，是法国调味汁和英国肉鹵的区别。这样两个人怎么能从同一个角度犯罪呢？”
“就算是这样吧，”我答道，“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认出那个穿方格外衣的人是个请长假的下级军官呢？”
“啧，华生，严肃男人，背心上佩带着克里米亚绶带（这表明他年纪大了，不能服现役），穿着比较新的海军靴子，显然是退役后重新被徵召的。他那种有权威的神态不像是普通水兵的神态，然而他的面孔和赶车人一样晒黑了，而且皮肤被风吹得很粗糙。这个人是属于陆地兵站或是训练营的下级军官。”
“那，请长假又是根据什么呢？”
“他穿着便服，但没有离职，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