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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得齐齐如坐针毡。但汪精卫则不为所动，神色平静而坦然，他从容地道：“孟将军，我知道，你是在骂我汉奸。实际上，走上这条路前我就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了。我很早就已做好被举国唾弃的准备。其实，谁愿意落得这个下场？但是，有些大家都不愿意做但又不的不要去做的事情，总要有人做的。我知道这条路艰难至极，需要忍受前所未有的非难和诘责，充满唾骂和屈辱，但我还是做了。孟将军，你认为我是汉奸，那你也应该知道，做汉奸的滋味并不好受。扪心试问，你又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做你口中的‘汉奸’？难道，这世上真的就没有一个外人能真正地理解我吗？”
孟翔冷笑：“是啊，我也不理解狗为什么非要吃屎呢？”
汪精卫脸上露出悲凉之色，他没有被孟翔赤裸裸的讥讽给激怒，而是一脸的苦涩之色。他轻轻地磋叹一声，然后突然目光如炬地望向孟翔，语气沧桑而平和：“孟将军，古往今来，凡是背叛本族而投靠异族者，结尾叛贼，这确实不假。在汉族五千年的历史上，汉奸可谓是层出不穷。但那些汉奸的叛国目的和动机，都无非是源于四个原因。一、为钱财而卖国求荣，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奸中行说和害死岳父而遗臭万年的秦桧；二、为权势而认贼作父，比如割让燕云十六州、投靠契丹做了儿皇帝的石敬瑭，背叛宋国投靠了金国的刘瑜和张邦昌；三、为报一己私仇而罔顾名族大义，比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因为全家被杀而叛郑降清的施琅；四、为苟且活命而变节投降、见风使舵，比如宋末元初的张弘范、明末清初的洪承畴、郑芝龙、范文程等等。可笑的是，秦桧的后人秦钜却是南宋抗金名将，死战不降并举家自杀以殉国；清初时的后金著名汉人重臣范文程却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后代。汉奸和忠烈，谁又能说的清呢？孟将军，你说我是汉奸，那么，试问，我是为了什么而做汉奸？为了钱财？日本人当初并没有重金贿赂我，我本人也坚守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遗训，可谓家无余财，我绝非为了钱财而投敌；为了权势？在投靠日本人之前，我本就是国民政府的副总裁，我的地位仅次于蒋委员长，因此，我也绝非是为了做一个儿皇帝而投敌；为了私仇？当然也不是。为了苟且活命？同样也不是，我是主动前往日占区的，而不是被俘后才变节投敌的。”说着，汪精卫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我之所以投靠日本人，实是为了忍辱负重，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长远考虑。正因为这个崇高的理想，我才放弃了一切，成为全国上下唾骂的汉奸。但是，如果牺牲我一个人的名节，却能保全千千万万的百姓，甚至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延续，那我又何乐不为呢？我坚信，历史是会给我一个公道的，所以我才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路。”
孟翔嗤之以鼻：“这就是你所谓的‘曲线救国’理论吧？听起来还真是冠冕堂皇啊！”
汪精卫苦笑：“孟将军，你是因为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的‘曲线救国’，所以才会像其他人一样对我有如此的误解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陈公博开口道：“孟将军，汪先生所言绝非虚词。他一直坚持理想，坚持救国的理念并为之身体力行。汪先生是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最忠诚的拥护者。先生他向来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贪财、不贪权、不近女色，这在整个国民党高层里，没几个人能够得到。先生的高风亮节和两袖清风，正是我们最钦佩他的地方，更加是我们矢志不渝跟随着他的原因之一。汪先生大半辈子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孟翔冷笑：“是吗？恕我眼拙，我还真没看出来。”
汪精卫神色认真地道：“抗战开始，日本大举侵华，中国独力抗战，国际列强大国袖手旁观，甚至和日本蛇鼠一窝，而中国经历清末和民国初期这几十年的动乱，早已是山河破碎、民生凋零，全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教育、科技，我们哪一样不和日本差距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绝非空穴来风或危言耸听。日本虽是弹丸小国，但却国力恢弘、军力强大；中国虽地大物博，但却国力衰弱、军力疲弱，最危险的是，中国并非统一完整的国家，而是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是由形形色色的势力所貌合神离组合起来的破碎国家，全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打得赢这场战争？蒋委员长只知道乞求于列强大国的调停，却不知这些国际大国向来是唯利是图、两面三刀，他此举是不折不扣的缘木求鱼、与虎谋皮。满清初期的领土不足明朝十分之一，满清的人口也只有区区的三百余万，明朝人口却一亿多，但明朝却最终沦亡于满清。回顾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前车之鉴实在是数不胜数啊！强大的小国征服弱小的大国，绝不是不可能。眼下的中日局势便是如此。在这样即将举国沦亡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能怎么办？既然国家保不住了，那只能竭尽全力地保住人民了！西方国家在战争中，投降是很常见的，也是很理智的；而在东方，我们之所以忌讳投降，不过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罢了，实质目的才是最根本。国家灭亡了，人民还在。既然我们保不住国家，那就要全力保住人民。孟将军，我之所以钦佩你，就是因为你在河南事变中表现出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是的，人民要比国家更重要！你为了保护河南的百姓而与重庆决裂，我为了保住沦陷区乃至以后全中国的百姓，而与日本人合作。我们的出发点和宗旨，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我们可谓志同道合。中华既然覆亡在即，那我们唯有选择和敌人媾和，以换来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亿万黎民的安全。既然能保住四万万人民，那么所谓的国家主权和所谓的尊严骨气又有什么用呢？中华民国要完了，那我们怎么能让中华民族为中华民国陪葬？”汪精卫说着说着，神色愈发大义凛然，语气愈发抑扬顿挫。
孟翔有点可怜汪精卫了。这个可怜的人，他自以为他在坚持信仰和保全黎民，他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理念中并笃信不疑，但他却万万没想到，他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损害这个民族的利益，并且危害无穷。在汪精卫自己看来，他为了保全中华文明，为了保全沦陷区百姓得以苟延残喘，而自我牺牲地舍弃了自己的声誉和气节，甘愿忍受臭名和唾骂，是真正的“舍弃小我、完成大我”的伟大行为。他是为了沦陷区的千万百姓和中华文明的延续而做了汉奸，是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做了汉奸。客观上讲，汪精卫这种愿意为人民和信仰而自我牺牲的精神，确实是了不起的，但他在大方向上却出了致命错误。人，一旦走错了路，弄错了信仰和理想，那就会彻底迷失自己，走火入魔地把邪魔歪道奉为真理，就像那些邪教成员一样。这样的人，其实本质并不坏，其实是可怜和可悲的。孟翔想起了佛家的一句箴言：一念为佛，一念为魔。
梅思平神色诚恳地对孟翔道：“孟将军，汪先生投靠日本人是不假，但他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绝不是卖国求荣，更不是认贼作父当个儿皇帝，我们之所以要跟日本人合作，是为整个中华名族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汪先生在离开重庆前，曾给蒋委员长留下信函，信中道‘今后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汪先生在走之前都已经想彻底了，这场战争，就让蒋委员长做一个光明正大的正派人物，而汪先生则自愿牺牲自己，做一个‘汉奸’。这样的话，不管我们打赢了还是打输了，我们中国都是最后的赢家。做一个正面领袖并不难，而做汪先生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难啊！汪先生的苦，又有谁能体会呢？我们跟随汪先生一起做了汉奸，可谓兢兢业业地为民操劳，日占区内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比较安稳，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人民没有再遭到荼毒残害，当初南京的惨剧再也没有重演。另外，汪先生还跟日本政府据理力争，成功收回了苏州、杭州、天津、武汉等八个市的日租界，并且还准备收回日占区内的美国租界、英国租界、法国租界，这些事蒋委员长能做到的吗？他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国简直是低声下气，哪里还敢收回这些列强的在华租界？而汪先生则做到了。这难道不是汪先生矢志救国的证明吗？另外，汪先生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