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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尽管周围一片“学术”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迦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讥讽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
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斯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堆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法老的信使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练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
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
一段埃及象形文字的译文
人的儿子，我的复仇者，门赫普莱尔，愿他永生，我焕发着对你的爱，保护着：我的手，你的肢体，用生命的保障。多么甜美啊，你的友情在我胸怀。我把你放在我的心坎，我赞赏你，我把你的力量和威严洒遍各地；向你表达我的焦虑，因为上天的靠山是有限的。
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份；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象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扬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加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扬高出一筹。扬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入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1820年，经由旅行家的记述、画家的描绘，又拿破仑远征军中学者的研究，列入的埃及文物大量增加。许多建筑物的残片、雕像、器物，甚至文献、纸莎草纸手稿和浅浮雕的压模，被带到欧洲。这些文物开始吐露自己的故事，把古埃及的点点滴滴呈现在世人眼前。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的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蹊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
1828年，埃及学学者商博良考察了卡纳克。他抄写阿蒙神庙墙壁和廊柱上的文献又浮雕，终于揭开了废墟的秘密。在被人遗忘了20个世纪之后，卡纳克遗址终于掀开了她的面纱，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腓力方法碑上的两块“装饰纹样”，它们帮助商博良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途径。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