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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话再说清楚一点，崔雅和我那晚并没有睡在一起，我们甚至没谈上什么话，只有一次在厨房里彼此拥抱，后来在她离去之前，我们又有另一次短暂的拥抱。全部的交谈不过15分钟。我们的关系仅此而已，然而我们都对当时发生的事感到吃惊。感觉太过于强烈了，因此我们试图让自己清醒和克制一些，但效果并不大。
那一天之后，我有一星期没看到肯。他告诉我他必须去洛城一趟，回来之后再和我联络。他不在的那段时间我做了两个有关他的梦。我很清楚这是一个重要的相会，但是我故意泰然处之。因为我很可能只是在幻想，或是建造空中楼阁，毕竟过去有过太多的失望。这个关系若要发展下去，到底拥有什么基础？不过是几次拥抱，数个好梦罢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正式约会。肯一整晚都在谈他去洛城看望的那位女友。谈这些事有点令他困窘，我却觉得十分有趣。最后我才知道，他是为了隐藏他对我的感觉，才谈起别人的。我们从那一天开始便真的在一起了。如果分开，我们会让对方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喜欢亲密地触摸彼此。我觉得我好像渴望他很久了，不只是肉体，也是情绪和心灵上的，只有一个方式可以解渴，那就是尽可能相处在一起。
9月上旬某个可爱的傍晚，我们坐在我那幢位于穆尔海滩的房子甲板上品酒。四周充满着太平洋和尤加利树的气味，夏日傍晚的声籁轻柔地奏着，熏风轻拂过林间，远方有狗吠，下方的海浪拍打着沙滩。也不知怎么办到的，我们竟然可以一边喝酒，一边麻花卷似的缠在一起，真是神乎其技。沉默了一阵子，肯开口问我：“这样的事，你以前发生过吗？”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呢？”
“这样的感觉，从未有过。”我们突然大笑了起来，他学着约翰·韦恩的声音，很夸张地说：“朝圣者！这件事比我们两人要伟大多了。”
我的脑子填满了有关肯的念头。我爱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神情，他的各种动作、衣着和一切。他的脸孔无时无刻不跟着我，我因此发生了几次不小的灾难。有一回去书店买几本他的著作，没想到因为想他想得太专注，竟然在开出停车场时撞上了一辆旅行房车。我开了那么多年车从未发生过意外。另一个傍晚我正要和肯碰面，脑子里同样塞满了有关他的念头，结果车子在靠近金门大桥的附近竟然没油了。这个意外让我很快地回到现实，不过还是迟到了好几个小时。
如果人类是由物质、身、心、魂与灵性所组合而成，那么科学在处理物质与身体时是非常漂亮的，处理心智时显得有点拙劣，处理灵魂或灵性的层面则完全无能为力。
对我们两人而言，我们好像已经结婚了，只有一件事还需要做的，就是让别人也知道。崔雅和我从未提过要结婚，我们似乎都不认为有必要提，只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令我惊讶的是我们两人都早已不再寻觅那“最合适”的人。崔雅两年来没接受过任何约会，我也是，然而我们却对结婚这件事有把握到只字未提。
在正式手续未进行之前（即我尚未求婚之前），我希望她和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山姆·伯克尔兹见面。山姆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博尔德。
山姆是香巴拉出版社的创办人兼社长，香巴拉被视为有关东西方研究佛学、奥秘哲学与心理学最卓越的出版社。我们很久以前便认识了。那时山姆还开了家书局，即现在非常著名的柏克莱总店。当年20岁的山姆总是亲自把邮购单放在书里，在地下室忙着打包寄书给不同的客户。如同时钟一般准确，每个月他一定收到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名小伙子的大量订单。山姆心里想着：“如果这个家伙真的把这些书都读了，我们一定会听到他的消息的。”
我真的把那些书都读了。我那年22岁，正要完成生物化学硕士学位。本来我只想当一名医生，正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州都拉姆市的杜克大学医学院预科，读了两年才发现，医学对我的心智而言太缺乏创意，只要记住—些知识和资讯，非常机械化地应用于良善而毫不质疑的人身上。我觉得这份职业就像被美化的铅管工人，况且他们治疗人的方式并不仁慈。于是我离开杜克大学返回家乡（我的爸爸是一名空军，他和我妈妈被派驻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欧富特空军基地）。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州立大学选修两门科目（一是化学，一是生物），后来才主修生化。生化比较有创意，至少可以做点研究或发现一点东西，发表一些新讯息、新观念，而不仅仅是应用别人教给我的知识。
虽然毕业时成绩优等，但我志不在此。生化、医学和科学当时已无法解决我心中最根本的傻问题，譬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和崔雅一样，我当时正在寻找某些东西，某些科学无法提供的东西。我开始着迷般地研究东西方伟大的宗教、哲学和心理学。我一天阅读两三本书，生化课时常不上，实验室里的实验也找借口不做（我们每周要切割上百只牛眼以研究视网膜，这真是令人厌恶透顶的工作）。我诡异的兴趣令我的教授们非常担忧，他们怀疑我正在搞一些不合乎科学的事。某回我本来应该向师生们做一次有关生化的“精彩”演讲，题目是《从牛的视网膜杆外缘分离出来的视紫红质的光异构作用》，我却仓促地将题目改成《现实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它》。这篇演讲严厉地攻击依赖经验的科学方法论的不当，与会教员十分专注地聆听，并提出许多很有智慧而且思考周全的问题，他们完全理解我的论点。演讲结束时，后座有入耳语，但声音十分清晰，那句话总结了每个人的感觉：“嘘！终于回到现实了！”
当时的情况真的很有趣，大家都笑了。但可悲的是“现实”的意义指的仍然是依赖经验的科学现象，也就是意味着只有人类感官或因此延伸出来的工具，如显微镜、望远镜、照相底片等等所能接收的现象。在这个狭窄的世界之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与人类灵魂、神、上帝或永恒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为不科学，也就是不真实的。如果我终其一生都研究科学，最后我可能只得到一个可悲的领悟，那就是科学并没有错，但它却是残忍地有限与狭窄。如果人类是由物质、身、心、魂与灵性所组合而成，那么科学在处理物质与身体时是非常漂亮的，处理心智时显得有点拙劣，处理灵魂或灵性的层面则完全无能为力。
我对于物质和身体不再有任何求知欲，物质与身体的真相多到令我窒息。我渴望知道有关心智，尤其是灵魂和灵性的真相。我想在我摄取的大量事实中寻到一些意义。
于是我开始研究香巴拉书局的邮购目录。那时我已离开研究所，放弃博士学位而改修硕士；当我告诉我的教授我准备写一本有关“意识，哲学与灵魂”之类的书籍时，教授们脸上流露出的恐怖表情是那个地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为了付房租，我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一个月可以赚350美元，其中有一百美元都花在香巴拉的邮购上了。
我真的完成了那本书。当时我刚满23岁，书名是《意识的光谱》 （The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很幸运地，书评颇为热烈。这本书得到的正面回应使我有动力继续工作。接下来的5年，我洗盘子、当跑堂、在杂货店打工，就这样完成了另外五本书（注）。那时我习禅打坐已有10年，我所有的书都很受欢迎，我感到相当满足。我度过9年快乐的婚姻，即使后来离婚了也还是快乐的（我们到今天都是好朋友）。
1981年我搬到麻省的剑桥，为了挽救《回观》杂志（Re VISION），它是3年前由杰克·克里汀顿和我一起创办的。从很多角度来看，《回观》之所以值得注目，主要归功于杰克的领导和洞见。当时不同文化的哲学和各学科间的交互研究还十分被忽略，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东西方研究以及科学与宗教的交集感兴趣，《回观》就像灯塔一般照亮了他们。
不可思议的是，《回观》只是两个人的舞台。我在林肯郡负责一般的编辑事务，杰克在剑桥负责其他所有事务，包括编排、剪贴、结集、印刷和邮寄。他最后聘请了一位非常聪慧（也非常漂亮）的女性负责订阅部门，旋即娶了订阅部门的她，而她又迅速怀了孕。为了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