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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有玩笑成分，但何尝不算是心里对自己的鼓励。对这些工作人员们来说，更是一种承诺。他们，也就混口饭吃。如果跟上大方的导演，他们自然也是享福的。
一切，付之一笑。大家，照旧其乐融融。
可惜有人乐来，自然也有人难。
这不，开机拜神后没一会，那边的徐大导演就和黄百鸣争执了起来。
导演和监制，果然是针尖对麦芒。看到这副情形的吕言，心中不得感叹一句。
在香港无论是在电影圈还是电视圈，监制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监制这个角色，有人这样说过“他通常代表制片人或制片公司法人，由他负责摄制组的支出总预算和编制影片的具体拍摄日程计划，代表制片人监督导演的艺术创作和经费支出，同时也协助导演安排具体的日常事务。在摄制组里，监制和导演往往又是一对矛盾，他们常常是针锋相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只有到了拍完影片，他们才握手言和。”
“徐老怪，不是我说你。今天是‘开机拜神’的大日子，你就非要跟我争这个……”黄百鸣脸上颇为无奈，但身为监制的他对于徐克提出的意见却大不认可。
听到‘徐老怪’这三个字，吕言他们都是忍俊不禁。
反观徐克虽然没有开拍习惯上的戴着墨镜，不过表情还是非常凝重。他一步不让道：“总之既然让我做这部片子的导演，那么就该按我说的预算拨。光光为了‘大卡士’就花多少了？你告诉我怎么拍？”
‘大卡士’这个说法，对于已经融合记忆的吕言来说并不陌生。广义的卡士（英文cast的音译，原意为演员阵容）还包括导演和其他制作人员。新艺城重用过吴宇森、刘家良、徐克、梁普智、翁维铨、林岭东、于仁泰、程小东、杜琪峰等众多大导演，顾嘉辉、罗大佑等杰出的音乐人，以及其他多种人才。大卡士提升了影片的质量和票房号召力。
当初在拍《最佳拍档》时，就花200万港币的巨资请当时影坛和歌坛的天皇巨星许冠杰主演（那时在香港，100万港币已可拍一部电影），并启动了造星工程，影片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着许冠杰进行设计。接着，《难兄难弟》是“大堆头演出”，由石天、吴耀汉、钟楚红、林子祥、泰迪罗宾、张艾嘉、麦嘉、谭咏麟、徐克、曾志伟组成全明星阵容。
而这次拍摄《最佳拍档之女皇密令》更邀请了曾扮演詹姆斯·邦德的好莱坞巨星肖恩·康纳利和李察·基尔演出！
“预算只能加，不能减。我话就放这了……”徐克口气坚决的放出这句话，双眼紧紧盯着黄百鸣。
黄百鸣可谓被逼的哭笑不得，对于徐老怪的拍摄作风自然是熟悉的不得了。忽然，他莫名其妙的对着徐克道：“早知道不如让阿言来拍了！”
“噗！”吕言正喝着水，听到这话的时候顿时吐了出来。其他工作人员也是哄堂大笑，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句玩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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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小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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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同黄百鸣倒谈不上不欢而散，只是争执也没有被搁浅下来。最后黄百鸣自然是拗不过徐克，三位制作人最终还是决定追加了些资金。
开机拜神之后，《最佳拍档之女皇密令》自然马上就投入拍摄起来。
好在吕言本身也是这个专业出身，加上融合了记忆倒也不至于出错。只不过这几天结结实实把他忙的头昏脑热，好象自己不是场记，反而是助理导演似的。
事实上场记看似跟打杂没什么区别，不过其在幕后发挥的重量不可忽视。对于影片拍摄阶段的一项工作内容，也指担任这一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任务是将现场拍摄的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镜头号码、拍摄方法、镜头长度、演员的动作和对白、音响效果、布景、道具、服装、化妆等各方面的细节和数据详细、精确地记入场记单。
由于一部影片是分割成若干场景和数百个镜头进行拍摄的，拍摄时不能按镜头顺序进行，因此，场记所作的记录有助于影片各镜头之间的衔接，为导演的继续拍摄以及补拍、剪辑、配音、洗印提供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场记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导演合理规划镜头，防止穿帮、越轴等失误出现。影片完成后，这些记录还可供制作完成台本之用。
现在每天出入与片场的吕言身上必备三宝：场记板、场记单、剧本。
场记板这种东西不言而喻，在网络发达的后世大家也是见怪不怪。这东西在每个镜头开拍时需要打板用的，在板子上记录摄像机将要拍摄的集数、场数、镜数。然后被摄像机拍摄。
“言仔，把今天的场记单拿来我看看。”休息间隙，徐克戴着墨镜靠在椅子上说道。
吕言现在对于场记单的记录倒也是轻车熟路，并没有多想就递了过去。写这东西，有一定的格式。先写上集数、场数、镜数、条数。再写上拍摄的内容。最后记录时间码。并且要对导演满意的条数做记录。
由于徐克戴着墨镜，吕言并不能看出什么。
不一会，徐克就将场记单递了回来道：“不错，不过其中一条可以删去了。”
听不出夸奖，也听不出不满。
徐克将场记单递回后，就站起身喊道：“差不多了，刚才那条重拍。”
做一个场记要时时在导演身边，及时记录导演所说的。所以吕言也来不及多想，就匆匆将徐克所指的那条划上横线后马上跟了上去。
1984年的香港并没有让吕言觉得那么难以融入，反而开始真正意义上接触到自己最喜爱的行业之后越发的积极起来。每天拍摄结束后的他，就会开始大量的阅读和学习。吸收一切他需要的东西来结合自己的记忆，这让他对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越发的了解起来。
对于新（和谐）浪潮电影和新艺城，吕言涉足颇深。一个是电影大运动，一个是自己现在的东家。吕言自然特别关注，从而开始慢慢体会到那些内在的东西。
在香港**潮电影运动之后，香港独立制片公司赖以生存的东南亚电影市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新加坡开始把资金主要投向香港电视连续剧，泰国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限制进口配额等原因而让港片举步维艰，越南市场则由于政治原因而丧失殆尽。
因此，香港独立制片陷入低谷，艺术性和思想性较强而商业性薄弱的电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香港电影步入了更加商业化、市场竞争更趋白热化的历史时期。在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下，新艺城采取的最主要的一个选题策略，是密切跟踪世界影坛的热门题材，以力保票房赢利。自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公映，至1981年，007电影已出品了12部，风靡全球。从1981年起，新艺城就戏仿007电影，推出了《最佳拍档》系列。
新艺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的改编和翻拍，并不是简单化地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挪移到香港，再将片中的角色置换为香港人。以《最佳拍档》为例，该系列没有停留在对007影片的简单模仿上，而是从精神内核上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写。007电影的主角詹姆斯·邦德是被神化了的大英雄，《最佳拍档》的主角之一却是相貌滑稽可笑的光头佬，说着一口土得掉渣的方言（在香港发行的版本中，他说的是台山话；在台湾等地发行的版本中，他讲的是山东话）。他与另一位主角金刚机智、滑头有余，却绝非勇敢无畏的大英雄。
简言之，《最佳拍档》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人生哲学解构了007电影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表现出浓郁的香港本土文化特色，并初步显示出这一时期香港电影颠覆一切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后来王晶和周星驰等人的电影中被不断强化，成为90年代前后香港电影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
《最佳拍档》系列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其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和卖座影片的本土化改编和翻拍，成为新艺城常用的选题策略之一。以《阿郎的故事》为例，该片的灵感就来自一部韩国电影，叫《我最心爱的人》。在翻拍过程中，新艺城特别注重影片与香港乃至亚洲观众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等方面达成契合。这可以称为香港电影一种行之有效的“拿来主义”。
当初上课时，吕言也听导师分析过这种‘拿来主义’。不过那时候的他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