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但是我有个人的经验，我也熟悉同时代人的经历。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给我们点燃心灵的火炬、鼓舞不少年轻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不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吗？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青年不怕艰难困苦，甘冒生命危险，带着献身精神，奔赴革命圣地，他们不是也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吗？在乌烟瘴气的旧社会里，年轻人只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些作品是他们精神的养料，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培养了他们斗争的勇气，启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树立战胜旧势力的坚定信心。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样想过：先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八月十七日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1）
近来大家都在议论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事件。中国人有意见，日本人也有意见，东南亚国家的人都有意见。
修订本国的教科书可能是很寻常的事情。然而把“侵略”改成“进入”，掩盖“皇军”杀人夺地的罪行，翻过去的大案，那就暴露了重温侵略“美”梦的野心，问题就大了。有人说，这是“内政”。世界上有侵略他国、屠杀别国人民的“内政”吗？又有人说，是进入还是侵略，应当由后人来论断是非。这是“成则为王”的老观念，只要我有钱有势，后人会讲我好话。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这种事也不会拖到后代等后人来解决。关于日本军人“进入”中国的事，我们记忆犹新。“进入”不止一次，单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三十年代那一次就造成一千万以上中国军民的死亡，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在中国土地上还留下不少“皇军”的“德政”——万人坑。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不曾忘记日本军人的残酷暴行。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等不到后人论断就垮台了。听说在日本今天还有人准备建立“满洲建国之碑”为它招魂，这只能说明那班人靠搞阴谋、念咒语度日，晚景太可悲了！你们要“进入”，中国人民一不欢迎，二无所畏惧，不过说实话，你们真的能够再像三十年代那样“进入”中国吗？真应该动脑筋多想一想。
四五十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中日人民之间有两千年的友谊，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同它相比，军国主义的逆流和破坏友谊的阻力又算得什么！但是怎么会让这逆流、这阻力占优势，终于引起一场灾难深重的战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一九三五年在横滨和东京七个多月的小住中我就找到了回答：没有把真相告诉日本人民，人民听惯假话受了骗。我写过一篇短文《日本的报纸》，讲的都是事实。我对日本报纸天天谩骂中国人的做法很有反感，便举出一些报道文章，证明它们全是无中生有。有不少日本读者受了影响，居然真的相信日本军人“进入”中国是为中国人谋幸福，而那班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却是十分清楚。我的文章是为上海的一份杂志写的，杂志发稿前要把稿件送给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审查，结果“不准发表”，理由是：不敢得罪“友邦”。颠倒是非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不能不感觉到舆论工具“威力”之大。这些事，这种情况，三十年代的日本人民大多数都不知道，他们相信宣传，以为日本人真在中国受尽迫害。而事实却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当做“贱民”看待。究竟谁欺侮谁，我有一部中篇小说《海的梦》可以做证，单凭这一点，我的小说也要传下去，让后人知道日本军人“进入”中国的所谓“丰功伟绩”。
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劳的优秀人民。我知道他们受骗上当，却无法同他们接近，擦亮他们的眼睛。我在横滨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个月，我看见朋友代他女儿写的寄守卫满洲的“皇军”的慰劳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占领满洲是为了赶走中国“马贼”保护满洲人民，傀儡“皇帝”溥仪乃是“真命天子”，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用这些荒谬的神话来教育儿童、教育青年的，无数的年轻人就这样给骗上战场充当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还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没有忘记。溥仪访问日本的前夕，几个日本“刑事”（便衣侦探）半夜里跑到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闯进我的房间，搜查之后，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会，遇见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给带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
惨痛的血的教训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声”的人在六十年代却站出来讲话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访问日本寻求友谊，都是满载而归。那个时候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处都有欢迎的手伸向我们。在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结识了许多真诚的、互相了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受到破坏，两国人民都会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公园里看到日本岐阜县建立的纪念碑，岐阜人说：“日中不再战！”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县建了一座纪念碑，碑文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说：“日中友好！”中国人民说：“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声音应当更加响亮，人民的团结应当更加紧密，让那些妄想再度“进入”中国的野心家死了心吧，军国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这一次修改教科书的人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中间有少数健忘的人习惯于听喜报，向前看，以为凡是过去的事只要给作了结论，就可以束之高阁，不论八年抗日，或者十载“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损害友谊，有伤和气，或者妨碍团结。我在《随想录》中几次提出警告，可是无人注意。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来，做了反面教员，敲了警钟，对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点治疗的作用。军国主义的逆流就在近旁翻腾，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忘记八年抗战的往事了。那么让大家都来参加人民友谊的活动罢。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2）
九月六日
一篇序文（1）
一
我知道魏以达同志把我的《家》译成了世界语后十分高兴。三十年代中我曾经想望我的长篇小说有一个世界语译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动手试一下。那个时候我经常接触世界语书刊，使用世界语的机会较多。可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下不了决心，害怕开了头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后来别的事情多起来，我和世界语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世界语又由熟悉变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译自己作品的考虑了。
四十几年过去了。中间我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十载“文革”，但是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却始终不减。我为近四十多年来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感到兴奋。我个人的心愿也并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魏以达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删节本翻译，他根据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订过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么时候也出现一个完全的英译本！我不喜欢整章的删节。
《家》不是自传体的小说，不过我在书中写了一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像高家那样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封建社会的流毒还像污泥浊水积在我们的院内墙角，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它们扫除干净。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误认为我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