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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儿女》又作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国上演了。一共开放了五部电影，据说是周总理挑选的。当时我在干校，有人找我谈话问我感想，我只说影片是编导和演员的成绩，与我的小说无关，小说还是毒草。我这样表示，还得不到谅解。还有人写汇报说我“翘尾巴”，而在干校领导运动的军代表却对我说：“你不要以为电影又上演了它就没有缺点，我看它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恭顺了，我口里不说，心里却想：“随便你怎样说吧，反正权在你手里，你有理。”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2）
像这样的经验是不会少的，我以后还有机会谈论它们，不想在这里多说了。这笔糊涂账似乎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我不是经验主义者，可是常常想到过去，常常回头看过去的脚印，我总有点担心，会不会明天又有人站出来“高举红旗”批判“和平主义”，谴责我给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结局？我忍不住多次问我自己：走过的那条路是不是给堵死了？账没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讲明白，你也引经据典，我也有根有据，谁的权大势大，谁就发号施令。我们习惯“明哲保身”，认为听话非常省事。我们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录音机，收进什么就放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经验是够惨痛的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竟然没有一点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竟然甘心做录音机而且以做录音机为光荣，在读者的眼里这算是什么作家呢？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
对，我想起来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横滨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相信神，我根据我那些天的见闻拿他做主人公写了短篇小说《神》。现在重读这小说，拿前一段时期的我跟小说中的主人公长谷川君比较，我奇怪我怎么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么在一九三四年就写了讽刺若干年后的自己的小说！是我自己吗？我竟然那样迷信，那样听话，那样愚蠢！它使我浑身冒汗，但是我感谢自己意外地留下这一幅自画像，让儿孙们会看到我某一个时期的丑态。
最近听说有人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这是对我的称赞。其实我也有过“思想简单”的时候，倘使思想复杂，人就不容易虔诚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据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应付复杂的局面，思想复杂些总比思想简单些好。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的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现在不是信神的时代，不可能由一两个人代表千万读者给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结论，也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录音机吧。要是大家都成了录音机，我们就用不着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脑子也成了多余的了。但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总是由简单到复杂，而不是由复杂到简单。
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也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更不是无花开放。
六月十五日
发烧
我本来要写我们访问长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发高烧、到医院看病就给留了下来。吊了两天青霉素、葡萄糖，体温慢慢下降。烧退了。没有反复。再过几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里相当静。三十年来我第一次住医院，有点不习惯，晚上上床后常常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发烧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尧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从重庆回上海，住在霞飞坊（淮海坊）五十九号三楼。李尧林生病睡在床上，因为没有钱不能住进医院，由一个懂医道的朋友给他治疗。晚上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的旁边。每天清早他醒来就要在床上量体温，早晨温度不高，我在旁边听见他高兴地自言自语：“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语教员，喜欢讲英语。下午他的体温逐渐增高。每天都是这样，体温一高，他的情绪就坏起来。不几天靠一位朋友帮忙他住进了医院。但是在医院里他并不曾活过两个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萧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从奉贤县“五·七干校”回家度假，发现萧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么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给查。当时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看门诊的“医生”不一定懂医，一个普通老百姓（还不说“牛鬼的臭婆娘”）发烧在三十九度以上，到医院挂急诊，或者开点药就给打发走了，或者待在“观察室”吊盐水针过半天回家。萧珊患肠癌，那年三月想办法找人开后门，在一家医院里照了直肠镜，但她的病在结肠上，照不出来。那个时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难，不但要请人帮忙，而且还得走不少弯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进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她在病房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时候，我每天四次给萧珊登记体温（我回家之前我女儿、女婿做这工作）。清早，温度低一些，以后逐渐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紧张起来，准备上医院去挂急诊号。明知到医院看门诊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门诊医生还断定她患肠结核呢！）但是发了高烧不去一趟又怎么说得过去？
今天回想起这些日子我还会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欢量体温。我长时期没有患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总以为自己身体好，什么病痛都可以对付过去。明明感觉到不舒服，有热度，偏偏不承认，不去看病，不量温度，还以为挺起胸来就可以挺过去。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来就觉得发烧，人不舒服，却不肯量温度。下午四点实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楼下找药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体温：三十八度八，我女儿、女婿便拉我到医院去看病，再量体温：三十九度三，人已经十分委顿。两天后才退烧。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不过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像是生过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七月十一日
思想复杂
在病床上读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①，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给我的是第几次的誊写稿。但他的辛勤劳动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指出少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种感觉：他对他这部著作有较大的自信。那么就由他去吧。
但是两个月前他写信给我的女儿，说稿子给退回了，据说出版社里有人怀疑替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我的“思想复杂”。朋友情绪不好，垂头丧气，从信上也看得出来。
很对不起他，我看了信，心里高兴。一则书出不了，无人替我树碑立传，我倒感到轻松，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则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是对我的恭维。当然，说话人决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复杂”可能是贬义词。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