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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抓“样板戏”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后把自己大骂一通，还得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后是主持学习的革命左派把我痛骂一通。今天在我眼前，在我脑中仍然十分鲜明的便是一九六九年深秋的那一次学习。那次，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本来说是任务完成回城市，谁知林彪就在那时发布了他的“一号命令”，我们只好留在农村。其实不仅我们，当时连“革命群众”也没有居住自由的“人权”，他们有的就是那几本“样板戏”，虽然经过“革命旗手”大抓特抓，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尽量拔高，到“四人帮”下台的时候也不过留下八本“三突出”创作方法的结晶。它们的确为“四人帮”登上宝座制造过舆论，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帮”一起下了台。那一次我们学习的戏是《智取威虎山》，由一位左派诗人主持学习，参加学习的“牛鬼”并不多，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返家取衣物，他们明天回到乡下，我们第二批“休假”的就搭他们回来的卡车去上海。离家一个多月了，我没有长期留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很想念家，即使回去两三天，也感到莫大的幸福。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还给逼着去骂自己，去歌颂“革命旗手”，去歌颂用“三突出”手法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本来以为我只要编造几句便可以应付过去，谁知偏偏遇着那位青年诗人，他揪住我不放，一定要我承认自己坚决“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他的班组学习，我受到他的辱骂，这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听见他的声音，我今天还感到恶心。他那天得意地对我狞笑，仿佛自己就是“盖世英雄”杨子荣。我埋着头不看他，心里想：什么英雄！明明是给“四人帮”鸣锣开道的大骗子，可是口头上照常吹捧“样板戏”和制造它的“革命旗手”。
我讲话向来有点结结巴巴，现在净讲些歌功颂德的违心之论，反而使我显得从容自然，好像人摆地摊倾销廉价货物一样，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我一点也不感觉惭愧，只想早点把货销光回房休息，但愿不要发生事故得罪诗人，我明天才可以顺利返家。虽然挨了诗人不少的训斥，我终于平安地过了这一天的学习关。只有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在一根长板凳上坐下来疲乏地吐了一口气之后，我才觉得心上隐隐发痛，痛得不太厉害，可是时时在痛，而且我还把痛带回上海，让它破坏了我同萧珊短暂相聚的幸福。“样板戏”的权威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干校我从床上滚下来撞伤额角，有一次在家中我挥手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我经常给吓得在梦中惨叫，造反派说我“心中有鬼”，这倒是真话。但是我不敢当面承认，鬼就是那些以杨子荣自命的造反英雄。
今天在这里回忆自己扮演过的那些丑剧，我仍然感到脸红，感到痛心。在大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受过多少奇耻大辱，自己并未忘记。我决不像有些人过去遭受冤屈，现在就想狠狠地捞回一把，补偿损失。但是我总要弄清是非，不能继续让人摆布。正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封建垃圾，所以一喊口号就叫出“万岁，万岁，万万岁！”难道今后我们还要用“三结合”、“三突出”等等创作方法塑造英雄人物吗？难道今后我们还要你一言、我一语、你献一策、我出一计，通过所谓“千锤百炼”，产生一部一部的样板文艺作品吗？
据我看“四人帮”把“样板戏”当做革命文件来学习，绝非因为“样板戏”是给江青霸占了的别人的艺术果实。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做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我也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
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样板戏（2）
五月二十八日
官气（1）
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上海，他很忙，却也抽空来看我。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担心谈久了我的声音可能嘶哑，我自己也害怕兴奋起来，容易“筋疲力尽”。我很想避开那些使人激动的话题，但是我经常打着“讲真话”的大旗，接待远道来访的客人，又不便发一些违心之论，敷衍了事，况且如今社会空气大有改变，朋友见面也并不需要交换歌功颂德的“大路货”了。这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谈起所谓“官气”来。他现在是官，因此强调不让自己染上官气。我说这很好，有些人本来不是官，却有不少的官气。我不是在开玩笑，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日我喜欢讲一句话：“没有关系”，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后我总要认真地想一想。“认真”的结果我发现了一个警句：话讲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来越不漂亮。我又用这个警句来核对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壮语，不能不感到惊奇：那么多的空话！我是这样，别人呢？我的话还不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
那么哪里来的官气呢？我们这里只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这样向人报喜，也经常听到别人这样对我宣传。我们都说：“日子越过越好”，也相信“人越变越好”。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于是“文革”开场，我脸上的人皮不客气地给剥了下来，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级为“牛”。再用不着那一切虚假的报喜了。我既然是“牛”，当然不会有人为我“服务”，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单是我，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给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这样。从此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各种奇耻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单位张贴大字报“勒令”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们不仅在本单位横行霸道，还可以带着大字报到别的单位去造反，去揪人。总之，他们干得很成功。一连十年我们除了有时拼命背诵“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付我们只有用“劳动改造”。这就是说，没有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别人服务，服务成为极其光荣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极其光荣的称呼。我们都没有份。十年中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人和人的关系“越变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关系越变越坏。为人民服务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当然高高在上，干这种工作都好像在衙门里办公。我们即使走进一家商店购买物品，也不像一个顾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们得到的常常是无礼的训斥。
我记起来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我动身返沪的前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饭店的餐厅里在意见簿上写了一大段感谢的话，那个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后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到处都有一种官气，一种压力；我走到许多地方都觉得透不过气来。但我却并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固然牛棚给拆除了，可是我还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对某些人还是不必落实政策；因此我虽然处处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这是命中注定，用不着多发牢骚。
说老实话，“文革”十年，我的确深受教育，对任何事情，或者读什么文章，看什么报道，听什么人讲话，总要把自己摆进去，动脑筋想一想，然后才发表意见，是紧跟还是不跟。总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话还是假话。过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贩卖假货过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耻地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