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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地理为横轴，则时间可以为纵轴。一时一地，追思古今，更有一种宿命般的悲壮。
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广场，这里的热闹繁华不逊于一些欧洲的城市。而对这份繁荣推动甚多的一位人物现在正眼巴巴地看着我喝咖啡。
我前面的一幢建筑物，沿街的整面墙壁都刷成了土耳其总统厄尔多安的脸。他正目光坚毅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
厄尔多安执政十余年，在这个国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推动经济发展，令土耳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他也曾在瑞士的达沃斯峰会上对以色列总统不假辞色，赢得阿拉伯世界的一片欢呼。而现在，在做了多年实权总理之后，他竞选总统，并且将实际的权力赋予这个原本只是荣誉的虚衔，用选票为专制背书。
像我眼前的巨型宣传画，这虽然只是政治意味浓重的宣传作品，但若以时间为维度去看它，就能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厄尔多安大了，凯末尔就小了，虽然厄尔多安一向高举凯末尔的旗帜，但是他浓厚的宗教色彩和一系列宗教化改革却与凯末尔的世俗化道路背道而驰。
这背后是世俗与宗教的此消彼长。2016年7月15日晚的军事政变其实也是这种矛盾的一次集中显现。不过，关于那场政变，似乎很多国人更关注的是厄尔多安使用苹果公司的Facetime业务向全国发表讲话这一比较戏剧化的侧面，而非关心政变本身。
即使是经过如此激烈的世俗化进程，伊斯兰的传统依旧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份生命力之强大，似乎是亘古以来便存在，并将持续到永恒的未来。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移的话，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时间的残酷，它确实拥有化沧海为桑田的无穷神力，就在数百年前，这片土地还不是伊斯坦布尔，这里是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基督教的重镇。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在基督教的世界中拥有仅次于教皇的无上权威。
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的血战绵延近百年，如同绞肉机一般吞噬了无数的生命。
而与此同时，在东方的大地上，李隆基终于扫清了武则天留下的障碍，改号开元，励精图治，雄心勃勃地想要带领大唐开创盛世。
就在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堡与大唐之间已经出现了不为人知的隐秘联系。这段消散于黄沙之下，淹没于史书之中的历史，可能有着难以想象的重要性。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已经跨越了那道红线，但是你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应该已是多年之后，我大概也已经不在了，所以说一下也无妨。
在得到那些人的资助之后，我睁眼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过去的猜测再也不是狂人的妄想，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着那些超凡的力量。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数份早已失传的道教文献，我从中窥见了一个隐于其中的重大机密。这份机密从君士坦丁堡起，穿越瀚海黄沙，搅动唐朝的风雨。你能想象那种触摸历史带来的无限喜悦吗？
而现在我就要从源头开始，我之所以会来到这里，目的就是为了追寻一件基督教历史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圣物。
第一百三十五章 日记残页，呓语连篇（2）（）
基督教的圣物传统由来已久。历史上有无数的人痴迷于圣物，倾尽海量的人力物力去寻求它们，希求通过它们来为自己的权威，为自己的理念背书，更希望从中获得种种神力，如长生不死，如起死回生。
而到了现代，因为娱乐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尤其是托了好莱坞这天下第一的宣传工具的福，即使是许多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对基督教的圣物传统有所了解。
比如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夺宝奇兵》，哈里·森福特饰演的印第安纳·琼斯博士挥着鞭子行走于世界各地，与纳粹斗智斗勇，为美国政府寻找传说中的约柜。
传说中约柜是在上帝的指导下用黄金和皂荚木制造的柜子，里面安放着两块十诫石板，那是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契约，是上帝留下的唯一亲笔。任何触碰约柜的人都会立刻死于非命。
又比如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罗伯特·兰登教授用他那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重新演绎了圣杯。将它从一个真实存在的杯子解读成了耶稣与抹大拉的血脉后裔。
传统传说中的圣杯则是指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所使用的杯子，据说以此杯饮水可得长生不死。
其他比较著名的还有据说曾经包裹耶稣基督遗体的裹尸布，世界各地大约有40多条。
耶稣殉难十字架的残片，真的假的，全世界的这些碎片加起来恐怕能够盖一栋房子。
而我所追寻的这件圣物，它的神圣性并非来自神与圣人，也并非来自传说故事，它或许是唯一一件神圣性来自于自身的圣物，它正是基督教的立教之本，它就是“《圣经》正典”。
要理解《圣经》之于基督教的重要性，以及“正典”的意义，须得从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说起。
犹太教与当时罗马帝国中诸多其他宗教有两点重要的不同：
一者，当时罗马帝国中其他的宗教都是多神教，他们信仰崇拜各式各样的神明，并为他们建立各种圣殿。而犹太教则是一神信仰，他们只服从于唯一的上帝。
二者，当时的多神信仰并不主张从书籍中学习教义和准则，它们几乎完全是以仪式和献祭的行为来崇拜神祗。而犹太教则强调祖先的传统、习俗与律法，并认为这些都记载在神圣的书籍上。其中最重要的，被视为正典的即是现在的《希伯来圣经》，也就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前半部分《旧约》。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也继承了这一古老的传统，从一开始基督教就是经书的宗教，他们将神圣的典籍视为神圣权威的来源。
而我之所以说正典的神圣性来自于它自身，是因为它并非上帝所授，完美无瑕，一字不可更易的神圣文本。
倘若你如我一般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叙利亚文以及科普特文，那就很容易能从诸多的《圣经》抄本之中寻找到无数的差异，单就《新约》经文而已，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多达上万处。
所以《圣经》其实是一个不断演化、吸收的文本，这一过程在耶稣殉难之后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才逐渐趋于稳定，但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仍在继续。
通过考察《圣经》抄本的变化，整理其中的沿革脉络，来研究历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
说回“正典”，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从语言的角度来说，你可以称呼你手头拿着的那一本《圣经》为正典，也可以说是它统指所有《圣经》的一个概念。
而我所说的“正典”是指所有信徒心中信仰的那个介于虚实之间的概念，它既是虚幻的概念，也是所有信徒信仰的凝聚点，会聚了真实存在的无穷神力。
这份力量聚散无常，可能寄宿在任何一本《圣经》中。而实体化的“正典”上一次可以确信的出现正是在君士坦丁堡。
自从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0年建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在王权的支持下，这个城市的主教逐渐拥有了仅次于教皇的至高权威。其后更是被称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新罗马，及普世牧首”。
神权与神权的争夺，神权与王权的交锋，其中的关系十分值得思量。
我在那份道教文献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解读出了关于“正典”的蛛丝马迹。那是在公元八世纪初，文献中以极其巧妙的手法隐藏了君士坦丁堡、景教、魔鬼、正典等等关键词。
对了，顺便向你提一提景教，请不要嫌弃我的啰里啰嗦。景教的始创人聂斯脱里就曾经出任过君士坦丁堡牧首。虽然他很快因为主张耶稣的人神分离，以及剥夺圣母玛利亚的神性等等主张被打为异端，最后流落埃及客死他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景教正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在唐太宗在位的贞观九年，景教便已入华。一直到因为武宗灭佛被殃及为止，其间的发展颇有几分成果。
如果那些道教文献所言非虚的话，结合我过去的研究，我有理由相信，实体化的“正典”曾经通过某种隐秘的渠道在当时是唐玄宗年间的中国出现过。循着这条思路，我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接近“正典”的人。
那些文献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