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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蔡道的乱入，苏轼和苏辙早早的离京，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蜀洛朔党争并未发生。
吕公著在的时候，也还能够压制住这三派人之间的矛盾。
可是吕公著一死，文家又开始在家乡‘胡作非为’。
当政便开始了，先是洛党，程颐又开始大嘴巴了，他之前是以布衣的身份和司马光、吕公著结交的。因此而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当上了小皇帝赵煦的老师。
司马光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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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们藉着朝贺大赦的机会﹐都去吊唁司马光。可偏偏，这个迂腐的程颐认为不可﹐说什么‘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哪能朝贺大赦才完，就立刻去吊祭呢﹗
这个时候，苏轼这个大嘴巴没在，所以，蜀党和洛党便没有闹起来，可是朔党的人听了程颐的话之后，心中都大为不满。
你程颐能够当上皇帝的老师，还是托了司马光的福，如今只是吊祭一番，你自己守你自己的‘礼’，可以不去，却不能在一旁瞎咧咧。
‘做人不能太程颐！’
这句话在司马光死后，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迅速传遍了整个汴梁城，这之后，这句话又以很快的速度迅速传遍了全天下。
这句话，后人一看就能看出，这风格是出自穿越者的口中。可这件事的的确确不是蔡道作的。这是他在听手下向他汇报朝廷动向的时候，无意之间说得一句评论。而这个手下自然是七色领的人，这句话很快就传到钻石领的耳中，于是，这才有了之后的事情。
受此影响，程颐很快就丢掉了皇帝老师这个差事。
不过，文彦博很快也因为家里的事情遭到御史们纷纷的弹劾，再加上，他当政的这几年，朝廷亏空严重，财政收入锐减，入不敷出，欠下内库当中的钱粮多不胜数。
高滔滔如今也明白了，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文彦博和吕公著从自己内库当中借走的那些粮食，归还的日期根本就遥遥无期了。
于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政坛老将文彦博就成了保守派党争，第一个倒下去的大官。
至于程颐，其实，大家并没有把他放在眼中，就连小皇帝也对他心怀不满，因为，这个大学者在讲学的时候，总是不忘抨击王安石变法。
指桑骂槐，他这么做，无形中也是在抨击宋神宗。指着儿子的鼻子，说其父亲的不是，甚至是辱骂，赵煦即便是小孩子，又如何能够忍受呢？
文彦博这些年和吕公著一起执掌朝政，非但没有为国家积攒下财富，还耗尽了宋神宗靠着新法积攒下来的最后一点资本。
还有一个更加倒霉的，他就是郑侠。
这个家伙如今有了很多的外号在身。
反骨仔、
灾星、
福清子
等等，不胜枚举。
不过，蔡道给他取得那个‘官中侠’的外号，却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昏官、无能、残害百姓，勾结官绅，私吞救灾粮，一件件、一桩桩，都让郑侠的名声彻底的臭了。
元佑三年，郑侠在河东路转运使和太原府知府的任期已满，回到京城之后，吕公著已经退休，重病缠身，文彦博被家中的事情搅得是自顾不暇，一天到晚的都要想方设法为朝廷筹集足够应对天灾的粮食。
因为，这几年的旱灾和雪灾几乎都光临了京畿地区。
吕大防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何况，他本人就一直极为反感这个反骨仔，再加上郑侠在河东路做得那些没脑子的事情。所以，郑侠到汴梁城里述职之后，便被冷藏了起来。
他也是吕公著卸任之后，第一个被下台的地方高官。
元佑四年，京师再次旱灾，朝廷府库困窘，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得不宣布，今年罢春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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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1 新的党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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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文彦博黯然下台。
吕大防和范纯仁就趁此机会将郑侠掉了江南西路。反正那里地处南方，又是王安石的老家，这个灾星还是去祸害他仇人的老家去吧。
郑侠走后，京畿地区立刻开始下起了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天旱灾对粮食收成的影响。不过，这一年夏秋季节，老天爷霖雨不断，黄河流域河流的水势普遍大涨，也幸好吕大防和范纯仁这些人应对得体，这才没有让黄河发生更大的灾害。
其实，保守派应该分为四个党派，以吕公著和吕大防这两个人为首的，他们并不完全属于朔党，就是文彦博也不完全属于朔党。继承司马光衣钵的人是刘挚。
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更多代表的是自己的家族，而吕大防则更多代表的是关学，虽然他自己不是关学宗师张载的徒弟，可他的三个兄弟都是张载的弟子。
保守派三党，洛党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与王安石多有异同。只要主张用理想中的王道来改变现实，而这个所谓的‘王道’典范就是华夏历史上远古尧舜禹的时代。
从这一点来说，王安石对比洛党更务实一些，洛党诸如恢复井田之类的举措太过于想当然了。
而洛党与王安石一系的人当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王安石更注重法，而洛党则更注重人。
至于那些在后世被归于蜀党的大臣，其实都应该归于中间派更恰当。
苏轼这个大嘴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不断上书，喷那些颁布的新法，不过，他和那些保守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苏大胡子说得在理，言之有物，可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有些过于太武断了，直接一刀切。特别是王安石，无怪乎别人都称呼他为拗相公，根本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一切发对变法的人都是自己的政敌。不过，当吕惠卿、邓馆和李定一手炮制的乌台诗案，想要籍此彻底整倒苏轼的时候，还是王安石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而替苏轼求情的人，除了愿意以身替兄长定罪的苏辙以外，大多数却都是变法派的大臣，比如苏轼原本的好友章惇。
而苏辙这个人更为复杂，他原本也同苏轼一样，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还向王安石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比如，‘青苗法’，苏辙就用唐朝著名的经济专家、丞相刘晏，就从来不把钱借贷给百姓，他只要是利用古法常平法调控国家的粮食价格，来达到让农民增收减负的目的。
其实，苏辙的这个主张完全是正确的。
常平法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法家真正的创始人魏国李悝，史记中记载的尽地力之教就有这样的记述。
谷贱伤农，如果王安石将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话，那么根本就无需颁发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粮食的价格，王安石变法既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又可以避免树敌太多。
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将世家大多数既是超级大地主，又是大粮商。他们自然比较依赖粮食交易的收入，可是，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严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话，这些势力在粮食交易中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来弥补。而王安石最后还是一意孤行地，强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拢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完全得罪了。
在遇上宋神宗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皇帝，新法的败亡自然已经注定。
最后，还是因为‘青苗法’，苏辙最终还是被王安石贬出了汴梁城。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这个原因，才让苏辙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历史上，苏辙在元丰八年八月奉诏回京，就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对于司马光反对而要废除新法的态度，也进言劝谏了一番，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是一类人，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废除新法这件事，不单单是苏氏兄弟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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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就连范纯仁都劝过他。
不过，后来，苏辙做下了一件错事。司马光主张将宋神宗时期夺取的几个边境上的磐堡归还给西夏国，用来换取和平。可是，当时，发对的人很多，而司马光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差，所以，暂时搁置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元佑二年的时候，西夏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