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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观念来阐述。人口统计转变
我们已经看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人口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必然发生历史性变化。许多权威人士估计，下一世纪里世界人口将停止增加，但总人口大约将达到现在人口（55 亿左右）两倍的水平上。今天，高人口增长率（尤其是由于医药与公众健康状况的改善而出生率并未下降）仍然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在热带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包括生态上或经济① 大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今仅存他的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自然史》——译者注上最不能负担其人口的肯尼亚，尤其如此。而此时，发达国家中的人口通常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稳定，但移民影响除外，后者在未来几十年中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关于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净出生率下降的有关因素，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他们现在提出一些能帮助各热带地方实现类似下降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改善妇女健康、文化、再教育的状况；增加她们参加工作的机会，以及其他一些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降低婴儿死亡率（当然，这一方法开始时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但逐渐地它可以帮助阻止人们通过生育比他们实际想要的更多的孩子，来补偿可能发生的死亡现象）；为老年人设立社会保险，等等。不过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安全保障与有效的避孕方法自然很重要，但大家庭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样也不可忽视。在世界有一些地方，平均每对夫妇（特别是平均每个男性）想要的孩子数目仍然较多。能为一个与两个孩子的家庭提供什么奖励呢？怎样用文化上适当的方式劝说人们，在现代世界，小家庭更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它可以使大家的健康、教育、经济及生活质量水平，比有很多孩子的大家庭要高呢？时尚的改变对人类事务有着如此大的重要性，那么，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使小家庭的观点流行起来呢？可悲的是，这些问题在很多地方仍然得不到重视，即便那些声称将帮助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的组织也是如此。
如果人类人口真的正在通过一个拐点，并将在几十年内在全球大多数地方停止增加，那么，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过程，而且人口开始停止增加的时间与最终的总人口数，也可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人口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性质与大小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土地保有模式，就值得各不同地区的人们去认真仔细地研究。不过，就整体而言，人口增加极有可能加剧环境的恶化，要么由于富裕的人们巨大的消耗率，要么是因为贫穷的人们以不惜牺牲未来的一切代价而进行的生存斗争。如果我们只是等待赤贫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来导致净出生率的降低，而不试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来促进这种降低，那么对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得多。每个人对环境总的影响在经济状况改善后可能要比改善前大很多，而且，在最终实现相对富裕时，总的人口数越少，人类及生物圈其他部分的生存条件就越好。技术转变
几十年前，我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保罗·艾尔里希（PaulEhrlich）和约翰·霍耳准恩（John Holdren），就指出这样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假定在一个给定地理区域中，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有效地分解为三个相乘的因子：人口，以约定方法衡量的人均财富，以及每个人每单位约定财富对环境的影响。其中最后一个因子特别依赖于技术。只是由于有了技术革新，今日庞大的人口才能够得以生存。尽管上十亿的人们还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但由于科学与技术包括医药的进步，另外相当数量的人们已经设法过上了合乎情理的舒适生活。环境破坏已经非常严重，但如果人类不采取某种有远见的措施，那么未来可能出现的破坏将更加可怕。
如果利用得当，技术能够促使第三个因子小到根据给定的自然定律可达到的值。对非常贫穷的人们来说，财富因子可以被提高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个因子即人口数的减少量。
在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技术转变迹象，但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然而，即便是表面看来十分简单的技术困境，也仍然可能因陷入极其复杂的困窘而告终。
我们以人类根除疟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在不远的过去，排干沼泽仍然是消灭疟疾的主要方法。但现在人们已经懂得，应该尽可能避免破坏湿地。同时，科学已经发现导致疟疾的疟原虫以及携带这种细菌的蚊子。通过喷洒化学杀虫剂DDT 来消灭这些蚊子，似乎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但结果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影响。首先，处于水生食物链上层的鸟类产生了大剂量代谢产物DDE，这种物质使许多种动物的卵壳变薄，并导致繁殖失败。这些动物包括美国的国鸟白头鹰。20 年前，DDT 在发达国家中就已被淘汰，受到危害的鸟群已开始恢复。但其他有些地方虽然已开始出现具有耐药性的带菌蚊群，却仍在使用它。
后来又发现，DDT 被淘汰后紧接着使用的一些替代品对人类有很大的危害性。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比那些高级得多的方法来杀灭带菌蚊群，包括使用专门针对它们的化学药物，与释放不孕性蚊群，及其他一些“生物…环境控制”（bio…envirmentalcontrols）。这样的方法可以在被称为“综合害虫管理”法中得到协调。迄今为止，如果大规模部署的话，这些方法所需费用还是挺昂贵的。将来也许能够发展更便宜且同样易控制的技术。当然，除虫剂仍然可以使用，但它们同样很昂贵，并且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之有效，那就是使用蚊帐，在早晨与傍晚蚊子比较猖獗的各半小时里呆在蚊帐中。但不幸的是，在很多热带国家，那段时间内农村贫穷的人们正忙于户外劳作而无法呆在蚊帐里。
将来某一天很可能会发展出抗疟疾疫苗，它们甚至可能完全消灭各种形式的疾病，但那时又会产生另一种难题：那些由于有疟疾流行的危险而得以保护下来的重要野生地区，容易被人们进行不明智的开发。显然，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分析这一表面上很简单的例子，为的是由此揭示它的一些复杂性。在技术向降低对环境影响方面转变时，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出现类似的复杂性，不管是工业生产、矿物开采、食物生产或能量生产都是如此。像国防工业向民用生产转变一样，技术转变需要财政支持以及工人的再训练，因为一些就业机会将逐渐消失，而另一工种的就业机会将被开辟出来。应当建议政策制定者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转变视作相关的挑战。因此，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应当被认为与禁止砍伐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成熟原始森林一样重要。而且，当社会试图减少对人类健康有害物品的消费时，不管是合法的，如烟草，还是非法的，如可卡因，也会存在同样的政策问题。然而，从需要这一角度来讲，三种转变提出了各不相同的问题。在化学武器的情形中，主要的挑战是要说服政府不再定购这样的武器，探查出并毁坏已有的库存品。在药品情形中，主要是愤怒与争执的问题。在技术向低环境影响型的转变中，问题在于发展与使用较易控制技术的动机是什么。这就将我们带到了经济转变的问题。经济转变如果空气或水在经济事务中被视作免费物品，那么污染、竭泽而渔，也就算不上是经济损失；相关的经济活动于是以牺牲环境与未来的方式来进行。几个世纪以来，权威人士试图通过禁令与罚款来应付这种问题，但那些处理方式常常达不到目的。现在，某些地方正尝试大规模运用规章制度的方式，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对政府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的最有效方法，还是或多或少索取恢复环境质量所需花的费用。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作的外在因素内部化（internalizingexternalities）。通过罚款或其他惩罚方式，规章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索费形式。但是，虽然内部化成本促使环境质量恢复，或首先就避免它的恶化，而规章制度通常还要求污染者以任何最便宜的方式采取一些特殊保护行动。工业中负责按规定采取措施的人是那些有关的工程师与会计员，不必用官僚进行微观管理。从大部分依靠自然的资本（natural’s capital）生活转向主要靠自然的收入（natural’s ine）为生的经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