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联系的研究，我们对整体行为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第二十二章我力图用这种不太严密的整体方法，研究了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问题，其中不仅包括环境、人口统计和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还包括社会、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未来进行思考，而且想在人类和人类以外的生物圈的多种可能的未来之路之中，寻求一条合理的可能道路，使我们的世界能更好地维持下去。我这儿所说的“持续性”（Sus…tainability）具有较广泛的意义，不仅指避免巨大的环境的灾难，也指避免灾难性的战争，广泛而持续的暴行以及其他邪恶。
读者在这本书里将会发现，我常常提到圣菲研究所（Santa FeInstitute，SFI）。我曾帮助建立这个研究所，如今退休之后，我还在这个研究所工作。在此之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30 多年，退休后我成了该校荣誉教授。现在我所从事的简单性、复杂性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许多研究，就是与这个研究所的成员一起完成的。
这个研究所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有点像一个家庭。所长是克奈普（Edward Knapp），还有两个副所长协助他工作，再就是12 位非常勤恳的工作人员。只有3 个任期为5 年的教授，我是其中之一，其他的人都是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研究所停留的时间有的只一天，有的逗留一年，其中有些人经常来访。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会期有的只一天，有的则为一至二周。除此以外，一些研究组织还举行各类两种以上学科专题研究。分布极广的组织成员们彼此用电话、电子邮件、电传相互联络，偶而也用信联络，还不时在圣菲或其他什么地方相会。他们分别是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他们都对跨专业边界的合作极感兴趣。他们每一个人都各自属于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在那儿他们的研究都得心应手，但他们又都十分珍视与圣菲的亲密关系，在圣菲允许他们作一些跨学科连接的研究，但在他们的研究所里却不容易进行。这些研究所有些还是很大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学或国家实验室（特别是洛斯阿拉莫斯，它为SFI 提供了许许多多聪慧而又勤恳工作的成员）。
这些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人开始想发现所有这些系统里存在的一些普遍原理，为此就必须同许多领域的专家进行精深的讨论和合作。当然，认真和不懈地研究各种专门学科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各种专门学科的综合也是亟需的。一些学者和科学家从他们自己研究的专业领域转变为学习简单性和复杂性（或者一般称之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学生，并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这种转变的成功，常常和某种思维风格有关。尼采把思维风格分为两类：一是“日神”（Apollonians），这种风格擅长逻辑、分析，考虑问题比较冷静；另一是“酒神”（Dionysians），这种风格更习惯于直觉、综合和情绪激动。有时很粗浅地用这两种特性区分左脑和右脑的用途。但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属于另外一种，即“奥德赛”（Odysseans）型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人在需要将各种思想连接起来时，可以将日神和酒神风格联合使用。这种人在传统的研究所里常常感到孤独，但在SFI 却可以找到如鱼得水的环境。
在SFI 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出现，如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化学、群体生物学、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发展生物学、免疫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历史学。SFI 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和发表的研究报告，内容广泛，包括爱滋病的流行和传播；美国西南部发现大规模史前废弃村落；反对殖民地的掠夺政策；钞票的印制是否可以利用金融市场价格涨落的非随意的一些方面；当一种重要的物种迁走后生态共同体会发生什么情况；怎么为计算机编制模拟生物进化的程序以及量子力学如何引向我们周围熟悉的世界，等等。
在第二十二章我还描述了SFI 甚至试图与其他组织合作，对我们行星的人类社会如何与自身和生物圈其他生物相互作用，以发展成更适合生存的模式进行了设计。这儿我要特别指出的，我们必须克服在学术界和官方中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只有那些已详细研究了的专业学科才值得人们去干。在那些我称之为“在整体上只作了粗疏一瞥”的领域里，有些人敢于进入，并作出重大贡献，这非常值得我们庆贺。
虽然SFI 是世界上几个极少数从事跨领域简单性和复杂性研究的研究中心之一，但这绝不意味只有SFI 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不意味SFI 是这种研究的主要处所。SFI 里许多个人的研究计划与世界其他学者的相似，而且在很多情形下，其他研究所的有关研究比SFI 早，甚至有许多研究计划在SFI 于1984 年建立以前就提出来了。在某些情形下，这些研究所是SFI 家庭关键成员的“本垒”。
我应该请求大家原谅，因为我好像在为SFI 吹嘘，特别是近几年某些出版物的误传，使SFI 和其他研究和教学组织间的关系受到损害之时，更容易引起这种误会。有许多对SFI 的赞扬伤害了其他团体，这使得这些团体的同事们，尤其是欧洲的同事们，十分恼怒。如果我的这本书也引起这种误会，我感到很抱歉。我强调SFI 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熟悉SFI 进行的研究，而不大熟悉其他研究部门的研究，即使这些研究也许进行得更早。我还应该指出，研究简单性、复杂性和复杂适应系统有关课题的少数几个领头的研究所，他们卓有成效的研究还正在继续，而且大多持续了好多年。我把这些研究机构列在下面，虽然我的排列是随意的，但我很可能会激怒那些没有列入的研究机构的一些科学家和学者。这些研究机构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哥丁根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是艾根（Manfred Eigen）；维也纳理论化学研究所，所长是舒斯特（ PeterSchuster，他现在正忙于在耶拿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所）；密执安大学，伯克（Arthur Burk）、艾克色诺德（Robert Axelrod）、科恩（Michael Cohen）和霍兰德（John Holland），在这所大学里组成了一个“BACH 小组”，这个小组长期以来就讨论有关复杂系统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人，特别是霍兰德（他和我是科学委员会的主席），与SFI 都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斯图加特大学，哈肯（Hermann Haken）和他的助手们在这所大学里长期研究物理学中的复杂系统，他们把他们研究的内容称为“协同学”（synergetics）；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这所大学里一些有趣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好多年；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系；日本京都附近的ATR，这儿有从美国特拉华大学去的雷（Thomas Ray）；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包括圣克鲁斯、伯克利和戴维斯分校）几个校园里的非线性研究中心；美国阿利桑那大学；美国厄巴拉的伊利诺斯大学贝克研究所（ BeckInstitute）；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贝克研究所的计算和神经系统规划组；瑞典查尔默斯大学；丹麦哥本哈根的NORDITA；奥地利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意大利图林科学交换学院（Institute for ScientificInterchange）。
有几位我十分尊敬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在我写作的不同阶段校阅了全部手稿，这使我感到万分的荣幸。我非常感谢他们极有价值的帮助，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他们精妙的建议我只采纳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包括贝纳特（Charles Bennett）、凯斯蒂（John Casti）、约翰逊（George Johnson）、李普金（Rick Lipkin）、罗伊德（Seth Lloyd）、麦克卡希（Cormac McCarthy）、莫洛惠兹（Harold Morowitz）和萨根（Carl Sagan）。另外，有许多在不同领域里的著名专家，他们慷慨地花费时间与我就手稿中特定的部分进行了商榷，这些专家是：亚瑟（Brian Arthur）、布朗（JamesBrown）、克鲁奇菲尔德（James Crutchfield）、费尔德曼（ MarcusFeldman）、费兹帕特瑞克（John Fitzpatrick）、吉尔伯特（ WalterGilbert）、哈特尔（James Hartle）、克茨芬克（Joseph Kirschvink）、兰顿（Christopher Langton）、曼德布罗（Benoit Mandel…brot）、芒恩第三（C．A．MunnⅢ）、雷（Thomas Ray）、肖普夫（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