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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才能。
概括地说,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
人。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责。从积极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
能干的。他无疑受自已经历的影响,不愿把自已帝王的权力下放给他人,并
且严密地注视着他的官员的表现。他严厉得竟迫使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
和一个侄子因犯法而自尽。这与汉代诸帝纵容其亲族相比,应受到称赞。他
有广泛的爱好。公元5年他就古典经籍、语文学和其他题目召开的会议,其
重要性完全可与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的讨论和公元79至80年的白虎观的讨
①
论相比。公元16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
和动脉并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其中一人曾
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他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达百米的
塔上起飞的。从消极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个过分地依赖古文学派经典的
②
有点迂腐气的儒生。他不喜听批评意见,并且象当时所有的皇帝那样,有迷
信思想。
难以说清王莽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
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
是时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象在他之
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
如果士绅对王莽有任何不满,这种情绪也不是明显的。就班固所知,从
公元10至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没有试图暗杀他的行动,可是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33、336 页)。关于焉耆,见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 页注588。
② 关于公元16 至23 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96 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25 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 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 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后汉时期的官学》。
② 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82 页)。关
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2 部分,第587—588 页。关于古文学派,见张朝孙(音):
《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137 页以下;本书第14 章《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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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甚至连汉武帝也几乎在公元88前年被人谋杀。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
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
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对这种骚乱负责,那将是对他统治的一个致命的控诉。
但他不负此责。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
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②
① 《汉书》卷六,第211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118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
机和冲突》,第48 页。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4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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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中兴
世界上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年阴历八月(9月至10月)进行
③
统计的。 《汉书》中的地理志根据那次调查列出了每个郡和国的户口数,然
后记载了各该单位所辖的全部的县。由于汉代县的地点和大小除了少数外都
已知道,这样就有可能相当准确地绘制一张表示居住人口的圆点图。在公元
140年进行统计的第二份保存下来的人口数字见于《后汉书》的地理志,也
可以据此绘制一张地图。两张地图经过比较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公元2年中
国的人口数为5770万,而公元140年只记载了4800万。后一个统计数中缺
三个郡的报表,因此全国的总人数略为超过4800万。可以说在公元2至140
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800万或900万人。
此外,在此期间,人口的地区分布状况发生了大变化。在公元2年,4400
万人生活在中国北部(可以确定为秦岭山脉、淮河诸山和长江湾以北的中
国),生活在中国南部的有1370万人,其比率为7。6比2。4。在公元140年,
其相应的人口数分别为2600万和2200万,其比率为5。4比4。6。中国北部
人口减少,南部则增加。在西北,人口减少650万。在东北,有1150万居民
主要在黄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消失了。这些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南部
——特别在湖南、江西和广东——的增加而得到弥补,那里的人口已增加了
三倍。
这样大的增长数字是不能用出生率的突然增加来解释的。必然的结论
是,已经出现自北往南的大规模的自动的迁移。西北的人
口转移在王莽垮台后开始;这是匈奴和羌人(西藏人)的压力造成的,将在
后面予以讨论。黄河的两次改道促使大平原人口的迁移。
到那时为止原来沿一条河道往北流向今天津入海的黄河,在平帝时决
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它一分为二,一条仍是往北的旧河道,另外新的一
条则汹涌地向东南流入淮河。当公元2年阴历八月进行人口调查时,这场灾
难尚未发生。由于冬季河流一般
不发洪水,可以推断灾害的时间应在公元3、4或5年。第二次水灾随之在公
元11年发生,这时黄河永远脱离了北部旧河床而改向现在的河道流动,其河
口正在山东半岛之北。①
避免这两次自然灾害是根本不可能的。黄河携带大量淤泥顺流而下,它
就是以这种黄土淤泥而得名的。在西北,水流湍急,沿河淤泥被冲下。但黄
河一进入大平原,水流就缓慢了,淤泥沉底;经过若干世纪,河床逐渐高于
周围的农村。中央政府缺乏资源去进行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诸如建造和维
持足够的堤坝。日常的水利工程由地方进行,堤坝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和地点
才建造。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即使有全国性的规划,黄河也不能长期地加以控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
③ 见毕汉斯:《公元2 至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 (1947),第
125—163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7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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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灾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动员技术人员和劳工进行修理。甚至精力充
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年才使前132年的一次小决口合龙。黄河新的南河
③
道直到公元70年才被截断,那年4月8日的一道诏令还因此庆功。公元1194
年,黄河又转向其南河道,1853年转而往北。在那个时候,政府的资源虽然
远远多于王莽时代,也无力对付这种自然力量。因此,他不应为给他带来的
导致内战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责难。
许多人必定在这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
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
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
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山东的形势甚至更加危急,这个半岛也因难民而拥挤不堪,也遭到随之
而来的饥荒,但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没有方便的逃生之路。农民的
团伙壮大了,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和组织甚差的、但几乎是无敌的军队,它
横行于山东,一路抢掠,杀戮和绑架。当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