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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儒家的信仰之间所作的妥协。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政变中结果了曹爽的
性命，也终止了何晏对于卷入政治的默认态度；两人都被处死。他们的朋友
嵇康（公元223—269年）是另一位不守礼法之士，也在公元262年被接替其
父司马懿为独裁者的司马昭所杀害。在这时蔑弃正统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王弼也是世家大族、书香门第的子孙，这个家世与荆州（湖北）州学的
建立者有世交的关系。这是一个在汉朝末年的动乱中相对安定的地方；它变
②
成了那些以革新的古文学派精神注释经书的学者们的庇难所。 王弼生而早
慧，他的思想近似于何晏，但他的哲学思维才能要大得多。他在“清谈”中
学会了运用辩证法，所以他的思想主要是以“有”和“无”为基础。“有”
的字面意义就是“there”；“无”的字面意思就是“there is not”或“there
③
is noth…ing”。 “What there is”组成了现象世界，组成了经验的、具体
的一切，而同“what there is not”相对立；后者乃是一种无差别状态，一
种绝对的状态。这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being和nonbeing没有关系，这两种
本体论的范畴从来没有使中国人发生过兴趣，④更确地说，而是含有我们今
天所说的“existential”和“not existen…tial”的意思。“无”不是我们
给予这个词的虚无意义上的nothing…ness，它只有“有”的反面的意义；相
反地，“无”是“有”的基础。依照王弼的说法，它是现世的根源，他似乎
是用宇宙起源论的观点来看待它，因为他的思想关注的是这个世界，而没有
设想任何先验的超自然存在。“无”是宇宙的原初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为
“there was nothing”，但称为“there is”的万事万物却由此而生。
这两种完全地道的中国思想产生了也是完全地道的中国的辩证法。“有”
并未被否定。它补足了“无”，正象“阴”之补足“阳”一样。王弼说：“是
纳：《中世纪中国的生活作风和药物》，载《通报》，59 （1973），第79—178 页。
① 见马瑟：《六朝时期关于遵奉传统观点和崇高自然的争论》，载《宗教史》，9：2 — 3 （1969—1970），
第160—180 页。
② 见汤用彤：《王弼对〈易经〉和〈论语〉的新解释》，沃尔特·利本塔尔译，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10 （1947），第129 页。
③ 法文“ily”和“iln ’yps”或“iln ’yrien”要更确切一些，因为“有”意指“tohve”，而“无”则意指“not to h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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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天地虽广，以 ‘无’为心”。“无”可以比作“理”，这是主宰一切事的
nomos；它是同“众”相对立的“一”，即组成“有”的那些“末”之本。“有”
是用，即是实际的应用，亦即体”——也就是“无”——的作用。“无”是
静，是动的根源；是表现和完成于行动主义（activism）中的寂静（quietism）；
是一个人要介入而又尚未介入的不介入状态：“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
虚静，是物之极笃也。②
以一个人从“无”中吸取灵感为例，它是行动于“有”之中的最好的办
法；这种行动是“无心的”、“无爱憎的”、“无为的”。圣人并不是“无
情”的，这是一个在中国详加讨论过的问题，正像它在希腊化世界大约也在
同一时期受到讨论的情况那样；他不是无“情”（pathos，feelings或
passions）。他和常人一样，也有情，但是他比别人更富于“神明”，使他
能用“通无”的方法升华它们；这就象大乘佛教那样，“是要通过情（Klesá）
本身来逃避情”（“应于物而不累于物”。①
这是可以追溯到王弼本人身上的几种意识形态原型，此后就变成了中国
哲学必备的内容。在它们的背后有着明显的儒、道二家之间互相牴牾但又有
一种想调和它们的企图。如果翻译成实际行为上的语言，那么，寂静和行为
主义、静和动（这些词均出自《庄子》和《易经·大传》）便是表示既要从
事于公共生活、又要退隐林泉，既要受国家的征召、又要标榜遁世主义。②
这是一种二难推理式的困境，它一直使中国人大伤脑筋，而且至今仍然是中
国人热门讨论的话题。对于正始时期的哲学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来说，政治环
境使它变成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他们那时极需强调儒家的优越性。
如果某人提出反对，说孔子并没有提到“无”，他们会这样回答：这恰恰是
③
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谈论它。孔子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把“无”变成了他本
人的一部分，体现了它，所以才对它默而不语，而老子和庄子所以要经常谈
④
到它，乃是因为他们对它没有足够的经验。这很象基督教徒试图在 《旧约》
圣经中找出它的言外之意那样。《论语》中有一段话（《先进第十一》，八
提及孔子曾说，他的以神秘倾向知名的弟子颜回，有好几次发现他自己“屡
空”，即贫穷，何晏的注说这是指精神上的空虚，也就是“无”（“虚无”）。
①
① 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2 卷，第181 页；以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长沙，1934），第609
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长沙，1934 年），第608 页。
① 关于“无情”（pthei ），见让·达尼埃卢：《柏拉图主义与神秘的神学》（巴黎，1944），第99—100
页；西尔万·莱维编：《大乘庄严经论》（巴黎，1907），第87 页。
② 可比较柏罗丁对kinēsis 和stsis 的讨论；埃米尔·布雷伊埃：《柏罗丁的〈九章集〉》（巴黎，1924—1938），
3 （vii）2，第128 页以下，和6 （iii）2，第157 页以下。又可参照库萨的尼古拉斯书中关于motus 和quies
及其coincidenti 的讨论；M。德冈迪利阿：《库萨的尼古拉斯的哲学》（巴黎，1941），第8 和第101 页注
7。
③ 《道德经》，第五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④ 例如王弼；见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长沙），第603 页；汤用彤《王弼对〈易经〉和〈论语〉的新
解释》，第152 页。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版），第2 卷，第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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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儒家的面子必须保住。据说王弼“好论儒道”。儒家胜利了，至少在表
面上是如此，因为孔子对王弼说来仍是大圣人。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儒生
们没有上当。例如裴（公元267—300年）就在那一个世纪之末对何晏等主
③
张“贵无”的人发动了攻击，著《崇有论》来嘲讽他们。后来，儒生们诅咒
何晏和王弼是制造灾难的人，认为他们应该对中国北部沦陷于夷狄之手的这
个问题负责。
庄子思想的复活
如上所见，不论是何晏也不论是王弼，他们都没有注过《庄子》，虽然
这本书在他们著作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属于这位伟大哲学家名义下的稿
本历来少见，搜寻他的稿本在他们的时代必已开始，从西晋（公元265—316
年）之初起就开始出现了现已亡佚的第一批注疏。据传，此种注释不下一二
十种。崔寔的注就我们搜集到的一些残篇看，其志似乎不是要在哲学方面有
所标榜；晋皇室成员司马彪这位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注也不在哲学方面。
真正从哲学方面注释《庄子》的要算从向秀和郭象开始，这两人是何晏和王
弼之后的那一代人中间最伟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