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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方使节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外国人。
但是，在中国人进入西域以前，佛教对这个地区必定有某种程度的渗入，
虽然很难确定它正式传入的准确日期。佛教的资料充满了传奇式的传说，②
只有在研究经文翻译的年代学方面这种资料才可以利用；而在世俗历史编纂
学方面，由于出自儒家文人之手，关心的只是皇帝的宫廷及其礼仪，关心的
是政治、行政和军事事件；如果它提到佛教的话，也只是表现在非常偶然地
提到的几件小事上面。这表明它们的真实性是相当可靠的，但它也意味着资
料的数量少得可怜。
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佛仅是偶然见于公元65年关于皇家的楚王刘英的一
①
道诏旨中。他的楚王国的中心位于彭城（在山东、河南和安徽搭界处），即
一个世纪以后爆发黄巾军叛乱的那个地方。楚王英是汉明帝 （公元57—75
年在位）的一个弟弟，他被怀疑搞颠覆活动，因此他呈上几段丝织物以求贷
他一死。汉明帝对他有不忍之心，就在公元65年的诏令中为他开脱；皇帝在
②
诏令中袒护他的弟弟，说他所诵习的是“黄、老之微言”和崇尚“浮屠之仁
祠”；说他“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因此之故，皇帝声明他不负任何嫌疑，
并把他的缣纨还给了他，以助在楚王藩邸举行的对“伊蒲塞（upāsaka）和桑
① 理查德·H。鲁宾逊：《印度和中国的中观学派》（麦迪逊〔密尔沃基〕和伦敦，1967），第7 页。关于
佛教之传入中国，见马伯乐：《公元2 — 3 世纪中国佛教之僧众》，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10 （1910），
第222—232 页；《道教和中国的宗教》，第249 页以下，以及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8—43 页。
② 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9—22、269—280 页。
① 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6 页以下，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1 卷（东京，1968），第
65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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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ramana）之盛馔。
这两个梵文名词是译音的中文，分别指世俗信徒和佛教和尚。所以，我
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把佛和黄老——即老子和黄帝——联系了起来，很可能把
这二者当成了一个单一的神明。他被当做一个神像，应该向他祭祀并实行斋
③
戒。彭城是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它今天还是一个铁路交汇处），很可能吸引
了许多外国人，其中当然也包括佛教和尚在内。但是，皇帝对佛教之着迷，
表明甚至在京师洛阳也是很虔心礼佛 （他与黄老合在一起）的。后来，到了
公元1世纪的中叶，佛教已经由中外商人汇集之西北诸绿洲而深入到中国的
中原和东部了。
五年以后，即公元70年，楚王英又被卷入另一次叛乱阴谋之中。这一次
他和几个道教方士在一起，方士们造作了有利于他的预言，他被判处死，但
皇帝又一次只是把他废黜并把他发配了事；他被发配到长江以南的丹阳郡（安
徽）；楚王英在这里于第二年自杀。可能至少有几名佛教人士陪伴他到那里，
这可能表明佛教第一次传入了中国南方，即江南地带。
但是，刘英的佛教社团在彭城存留了下来；一个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它在
当地的官员笮融的庇护下兴盛起来；笮融因彭城刺史曾授权让他管理粮食运
输，因此而发家致富。彭城刺史陶谦和笮融一样，也是来自丹阳。陶谦身名
大显是因为在公元194年后镇压黄巾军有功，也因为他在公元190年董卓的
①
政变中忠于朝廷；那次政变使洛阳遭受了很严重的烧杀之祸。京师的居民特
别流落到彭城地区避难，这个地区很富庶，所以他们能托庇于此，不致受到
京师扰乱之害。
今天我们得知，笮融大约在公元193年曾在彭城附近造了一座大佛寺，
上覆以尖顶，另加九个仿印度塔形式的圆盘，中伫一衣锦的镀金佛像。这个
建筑物有几层楼高，中可容“二三千余人”在那里念经。为了招徕当地民众
参加他的佛教社团，笮融自己主动给这些老百姓豁免国家的徭役；在庆祝佛
的生日和浴佛节的时候，他举办大规模的集体庆祝活动，长长地布席于路，
让参加者有饭吃，有酒喝。参加的人数可达万余人，所费以百万计。②
这些数字当然是被非佛教徒的历史学家夸大了的，因为他们不赞成佛教
徒在奉献中大量靡费钱财，也不赞成对信教者豁免赋税 （这种豁免到后来只
给予受戒的僧徒）；笮融的跟随者，即新入教的中国教徒，肯定不在这样的
僧徒之列。笮融和楚王刘英一样，没有落得好下场。公元193年，曹操袭击
并荡平了彭城；笮磁逃到了长江地区，据说跟从他的有一万多彭城男女居民，
并且还随身带有三千心腹骑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传的真意确是想在这样
的大激战中为他自己招集随从，同时很可能，这些追随者就是黄巾军的孑遗。
可是，我们未见资料上有关于笮融的佛教杂有道教之说，象这个时期通常的
情况那样。无论如何，笮融这一事件的功绩是它使我们对佛教在汉代民间中
的传布情况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在历史材料中被忽视了。
③ “斋”，是个道教术语，但斋戒三个月则当是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① 关于公元190 年的诸事件，见上面第5 章。关于笮融，见《后汉书》卷七三，第2366 页以下；泽克：《佛
教征服中国史》，第27—28 页；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78—81 页。
② 有一份材料说，信徒的参加者有5000 家；见《资治通鉴》卷六一，第1974 页 （雷夫·德克雷斯皮尼：
《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58—68 所载公元181—220 年大事记》 〔堪培拉，1969 年〕，第
137 页）。关于这些集会后来发展为“无遮大会”的事件，见下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的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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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佛教的开始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汉王朝楚国的佛教社团实际上只是一定已在京师成
长起来的社团的一个支派，关于这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得不多。在公元3世纪
之初，我们知道京师洛阳有个许昌寺院。这个名称表明，它一定由刘英的母
舅名许昌者早在公元1世纪所建。可能是在刘英于公元71年处死和彭城国除
①
之后，他把来自彭城的僧众安置在他的第宅之中。我们知道，大约就在那个
时候，汉明帝在做了一次梦兆之后便派了一个使团去打听西方佛教的事情。
这个使团据说带回了两名印度僧人，即迦摄摩腾 （Kās＇yapaMātanga？）和
竺法兰 （DharmaratnatheIndian？），并为他们建立了白马寺；取这个名称
是为了纪念那个驮回佛经的吉祥动物。
可是，这是一个在以后很晚时间才出现的传说，显然这些僧人的名字不
大可能是凭空捏造的。这两名和尚据说是最早翻译了印度经文，即《四十二
章经》，人们传统地把它定在公元67年，但实际上它的翻译似乎不会早于大
②
约公元100年。这部经文与其说是一部翻译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介绍佛教教
义要旨的入门书籍，特别是按照所谓小乘教义介绍佛教的道德的书。它不是
用佛祖讲法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国的《孝经》之类的经书或老子的《道德经》
的形式。今天，我们仅拥有大加修改过的经文文本，其中道教的影响很明显。
①
自此以后，只有在译书的版本记录或在书目介绍中才可对汉代洛阳的佛
教情况略知一二。这些译文或者译自梵文原文，或者更可能的是译自中亚的
普拉克里特语 （Prākr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