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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可以知道。班彪的从兄和同学班嗣,从他父亲班斿(死于公元前2年)手
中继承了一部《庄子》稿本,此书得之于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
这本书和其他关于哲学的书一起都称为“秘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这个词
是什么意思。
班斿积极地参加了前汉末年所进行的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搜集和分类的工
作。他因此赢得了成帝的宠信,并且接受了当时据说见公开流通的图书。注
疏对于这一点的解释表明,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皇家图书馆。 《汉书》说得
更详细一些。成帝在即位初年曾拒绝他的一个伯叔辈去观摩“‘诸子’秘籍”,
因为他的一名顾问认为这些书有害于正统儒家经书;这就是称之为“秘”的
③ 《汉书》卷三十,第1765、1767、1772、1776 页。关于新近发现出于黄老思想之书,见上面第12 章《道
及其衍生的思想》。
① 见·C·格雷厄姆: 《〈庄子〉内篇七篇和其他作品》(伦敦,1981)。
② 《荀子·解蔽篇第二十一》;《史记》卷六三,第2143 页以下。
③ 在 《太玄经》的标题中,“玄”字出自老子;见《法言》,此书是模仿孔子的《论语》而作的,卷八,
第5 叶(《四部备要》本)。
① 《汉书》卷一百上,第4203、4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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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理由。 《汉书》的另一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庄子》列入“秘”籍之中。
继承了这些图书的班嗣尤为重视老子和庄子的学说,虽然他未曾忽视他的儒
经研究;并且我们知道他应该很熟习《庄子》。桓谭(约公元前43—公元28
年)是一位藏书家并自己拥有一个著名的图书馆,当他向班嗣借书时,班嗣
高傲地拒绝了,同时说道,他应该留心永远不把这类书借给丝毫不懂庄子教
③
义的儒生。他说:“若夫严子者”。
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不健
圣人之罔,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
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意志论哲学在后汉之初已从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家
庭中找到了一位解读其书的高手,他小心翼翼地保守其秘密,不把这部已成
为珍本的书借给他人。大多数古代哲学家的典籍的际遇与此相同,只有老子
是例外,因此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公元3世纪得重见于世,也使古代的典籍
得重见于世。
大约在班嗣之后一百年,伟大的注释家马融 (公元79—166年)在取消
官方学校中所教授的浮华理论从而给儒家经典的注疏注入新的生命这一方面
①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被正统的纯正统派人士指责为道家。他确实曾经注
释过 《老子》和《淮南子》,并且据说他在早年曾经拒绝过“非其好也”的
职位,而退隐到边疆地区。可是,夷狄民族的侵犯引起了饥馑,因此他最后
还是接受了官职,以免饥饿而死。他向他的朋友解释说,因细小的屈辱而抛
②
弃自己的生命,这“殆非老庄所谓也”;他也暗示过庄子的一段话,即人们
应该拒绝最高权力,谢绝爵位和荣誉,以便在有生之年勤修得“道”的功夫。
在马融的时代,受过教育的人们,甚至包括儒生在内,不象儒家教义所
要求的那样,都开始拒绝卷入公共事务,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他
们都有哲学的和宗教的爱好,这是因为受了庄子著作的启发。新趋势是恢复
庄子的荣誉地位。这也有几种理由和几种先例。儒家的禁锢已经不能约束王
充(约公元27—100年),他在他的《论衡》中掀起了一个运动,反对官方
学派在五经的注疏中所教授的文字使用不当和前后相违迕之处。这种注疏导
致了明显的学院式作风。据说,现在已经遗逸的前汉的一些注疏有时为了注
解五个字的一句话竟有芜累至二、三万字的。①
在公元2世纪之初,词典编纂家许慎在他的《五经异义》中认为能够很
容易地指出某些固有的困难。马融和他的弟子郑玄(公元127—200年)则想
挽救传统,他用的是把经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评注的方法,目的在于引出
一套首尾一贯的学说,而不是象官方那样把它们单个地加以处理。这些人是
一千年后的宋代儒学复兴以前的最后几位经学注释大师,有机会在儒学的发
展历史中强调注疏的重要性。儒学的发展史便是经学注疏的发展史,正象基
② 《汉书》卷八十,第3324 页。
③ 《汉书》卷一百上,第4205 页。
① 《后汉书》卷60 上,第1953 页;米耶奇斯拉夫·耶尔齐·屈恩斯特勒:《马融的生平与著作》(华沙,
1969 年),第28—29 、37—38 页。
② 见《庄子·让王篇》,第76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143 页);又见上面第14 章《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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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的发展史便是圣经注疏的发展史一样;佛教发展史的道理也是这样。
但是,公元2世纪注疏家们进行改革的企图,并没有能够挽救汉代的经
学免于它所面临的屈辱。正是在这个时期,象王符(约公元90—165年)的
《潜夫论》或崔寔(死于公元170年)的《政论》这些猛烈的抨击,都证明
②
了文人学士们对儒家正统抱有蹈瑕寻隙的态度。在整个公元2世纪,经学的
古文派和今文派之争促成了儒家正统的基础的破坏。用古文字——即汉代以
前的文字——书写的经书稿本被说成是新发现的,把这种典籍拿来和口头相
传并且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汉代版本作比较,马上就引起了关于经书教义的
解释的论战。
古文学派的支持者们反对官方注疏家们所做的专证性注释,也不接受孔
子的半神化和归之于孔子的奇迹。早在公元79年就在皇宫内召开过一次关于
③
经学的会议,其记录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今文学派的支持者们战胜了观点更
进步的古文学派的人们。一个世纪以后,古文经学派有马融和郑玄等注疏家
①
站到了它的一边,从而在公元3世纪的哲学复兴中必然地展示了它的光华。
为了把这个伟大的复兴放到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必须费些笔墨来谈谈汉
代为这个复兴铺平道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在政治方面,汉代的灭亡始
②
于后宫的阴谋和宦官掌权;这二者是一再发生的祸害。从公元1世纪的末年
起,皇帝只是一些儿童,或者与摄政的太后们有关的外戚手中的卒子,他们
彼此争权。出身于平民的宦官谋取新兴的商人阶级和富裕投机商人的支持,
以打击代表宫廷利益的大地主家族和贵族。文人学士则联合起来反对这种政
治体制,努力保卫他们对行政权力的独占。
从公元165年起,窦太后成为摄政者。和她的前汉同宗一样,她也倾向
于道教。她的父亲窦武反对宦官,但她本人是犹疑不定的。她的父亲在公元
168年被处死,她丢掉了权力,宦官取得了胜利。他们追捕文人们,把他们
③
遣送回籍,投闲置散。这便是有名的党锢之祸 (公元166—184年),其后
便是袁绍搞的政变,他在公元189年大杀宦官,过了三年他本人也被杀害。
真正的赢家是军人,他们赶赴京师,尽量夺取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