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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朝廷对于实施法令所持的宽大态度。公元36年，治《春秋》的学者、光
武帝朝廷上的法规专家梁统主张，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严格实施刑法至关
①
重要；即使按照儒家的观念，这样做也是对百姓十分有益的。尽管他的法家
主张据说受到许多守旧的儒家的反对，他的建议仍为朝廷官员暗中遵循。47
年升任大司空的守旧儒家杜林证实，后汉政权是高度法家性质的，他忠告说，
应当强调德的修养予以补充。②
章帝（75—88年在位）和和帝 （88—106年在位）朝廷上最杰出的两个
儒家，鲁恭（32—112年）和他的兄弟鲁丕（37—111年），也表达了类似的
意见。张敏更建议，甚至需要更加严厉地推行法令。这项建议经章帝于 80
年驳回，但后来被和帝接受。按照张敏的意见，刑法是圣君制定来对付社会
罪恶的，和儒家的准则同样重要。③
但是，这种对严厉地推行法令的强调，和野心勃勃的古典法家路线有很
大不同，那种路线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极权政府的权力。儒家赞成利用法
律，但只是作为对国家保持最低限度控制的最后手段。后汉儒家中的法家憎
② 《后汉书》卷六七，第2184 页以下；卷七九上，第2545 页以下；卷八一，第2666 页以下，卷八三，第
2757 页以下。
③ 对这些皇帝的评价，见前第5 章《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① 《后汉书》卷三四，第1166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二七，第937 页以下。
③ 关于鲁恭和鲁丕，见《后汉书》卷二五，第873 以下、 883 页以下。关于张敏，见《后汉书》卷四四，
第1502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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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日渐得势和难以驾驭的地主、豪门大族以及其他有特权的社会集团，这些
势力削弱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有效的行政管理。他们主张从严推行法律，实际
上是作为治理国家的最后手段。
事实上，即使是在这个王朝的极盛期，朝廷也不能抑制地方权贵日益增
长的力量。在其衰弱的年代，朝廷不能象古典法家那样提出社会、经济和政
治体制的激烈改革；它只能在现存的体制内，通过加紧控制它自己的官员，
试图更有效、更实际地行使权力。如法律专家陈宠 （活跃期76—106年）所
证实的，在中央行政机构中，大多数中级官员都变得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
利益，对朝廷缺乏任何责任感。陈宠之子陈忠也是一个杰出的法律专家，他
于108年证实，官场已经堕落到全然失职、完全不负责任、公然蔑视法令和
秩序，或故意妨碍审判和压制告发的状态。他的加紧控制官员行为的建议代
表了当时大多数比较关心政治的学者…官员的态度。①
温和的改革办法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许多卓越的儒家，包括王堂（活跃期96—131年）、左雄（卒于138年）、
②
李固 （卒于148年）和杨秉（92—165年），倾向于赞成一种旨在改革文官
制度和加紧控制官员的温和的办法。他们指望在可靠的考试、特别选拔、举
荐、考绩黜陟的基础上吸收和提升比较正直和有能力的官员。前汉最卓越的
儒家之一马融 （79—166年）在赞同法的重要性及其严厉实施方面，是一个
例外。③
温和的改革办法看来也为那些有道家倾向的儒家所赞成。自从后汉王朝
建立以来，日益增多的对政治大失所望并拒绝在政府供职的儒家，也采取道
家无为、保身和退隐的态度。许多这样的人是地方精英或豪门大族的优秀分
子。随着帝国力量的衰落和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施加的控制的松弛，这些精
英分子发现他们舒适而安全的乡下庄园中的生活，比帝国朝廷中的斗争和阴
谋更有乐趣。甚至在那些在朝廷供职的人中，很多人也发现，道家顺应的态
度也使文官生活少冒风险。早在1世纪中叶，一个有仕进之心的官员钟离意
曾经忠告他的上司，高级文官不应当亲自办理政府的琐碎事务，而只应当干
预重要的事情，这样他才可以不致忘记重点。在这种意义上，钟离意把一些
具有道家倾向的精英看作最适于担任高级政府职务的人。①
2世纪初，杰出的文人樊準（卒于118年）和朱穆 （100—163年）比其
他人更加拥护儒家…道家的改革意见。樊準出身于南阳郡一个最富有、最有势
力的氏族；他的祖先是后汉儒家中倾向道家的主要人物。樊準在106年的奏
疏中，赞扬后汉早期君主所作的振兴儒家学说的努力，指出儒家学问在公元
58—75年间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他谴责正统儒家学说事实上已经变成空
① 关于陈宠，见《后汉书》卷四六，第1547 页以下；关于陈忠的奏疏，见《后汉书》卷四六，第1558 页
以下。
② 关于王堂，见《后汉书》卷三一，第1105—1106 页。关于左雄，见《后汉书》卷四六，第1558 页以下；
及前第4 章《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一节。关于李固，见《后汉书》卷六三，第2073 页以下；及前
第4 章《顺帝统治时期》。关于杨秉，见《后汉书》卷五四，第1769 页以下。
③ 关于马融，见《后汉书》卷六○上，第l953－1978 页，及前第14 章《私学》。
①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6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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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形式。他承认，法律和儒家学问对于国家都是重要的，但却暗示两者都
不能培养人的道德，然而唯有道德能够维持良好的法律和真正的学问。
按照樊準的意见，道家可以更好地养成这种道德。他断言，西汉初期文
帝和他的皇后所赞助的黄老学派的道德学说占居优势，使国家的道德纯正
了，而这又从而导致了其后的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和武帝（公
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的繁荣和成功的改革。他建议，皇帝应当访求
那些过退隐生活、修身养性的遁世者，征召他们到朝廷上来。②
朱穆也提出了类似的忠告，他出身于南阳郡另一个儒家望族。朱穆在他
①
的《崇厚论》中，谴责国家道德传统衰落，已经变得“浇薄”了。 这种状
况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文化逐渐衰败积累起来的结果。孔子曾说甚至他本
人也因生得太晚而未能目睹全国一度盛行的大道，朱穆引用孔子的话来阐述
了道家的论点：
德性失然后贵仁义……礼法兴而淳朴散。
朱穆于是认为，儒家的道德学说是一个堕落时代的产物；它只是作为救
治社会罪恶的短期办法而发挥作用，但不能逆转人类堕落的长期趋势。这种
堕落是积累起来的发展的结果，没有有效的快速解决办法。需要的是每一个
个人修正他自己的方向，并借助于“厚”以积累个人的德性，从而使这个普
遍的趋势最后可以逆转。开始这样做的办法是，每一个个人养成一种对人宽
厚的感情——在和他人的交往中更慷慨、更宽容（“厚”），少挑剔（“薄”）。
朱穆在对其家人的训诫中强调，他们不应当对别人挑剔，而应当经常赞扬和
鼓励他人之善；这不但是培养了“厚”，而且也是在污浊而危险的世上保存
自己的方法。
崔寔的激烈建议
当许多道家怀着把国家最终从精神的堕落中解救出来的目的，赞成从世
上退隐以培养个人品德时，其他的道家，特别是那些源出更坚强的黄老学派
的道家，看到公众事务内的当前危险不能等待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后一种
类型的道家不但支持上述的温和改革办法，而且甚至主张，到了这个时候，
需要激烈的法家措施。这种道家转向法家的态度可以举崔寔（卒于170年）
和王符 （约90—165年）的著作为例证。
崔寔在他的短论《政论》中，批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