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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奇猷编：《韩非子集释》（北京，1958），第1080 页；约翰·夏伊洛克：《儒家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纽约和伦敦，1932），第13 页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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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衍
此外，这里还必须特别提到与儒家发展相关的另一个文化思潮。这个思
潮因其主要学者驺衍而知名。司马迁把这个学者的传记材料写入以孟子、荀
卿为标题的列传内。甚至更为奇怪的是，我们看到这位历史学家给予驺衍及
其学说的篇幅相对来说多于孟、荀两位学者。除了其他要点，驺衍还提出了
关于宇宙中“阴”“阳”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学说，据我们所知，驺
衍是以下这种观念的最早的杰出的倡导者：人类历史的推移是由所谓的五行
的按顺序的支配所决定的，五行即木、火、金、水、土，由阴和阳的内在活
力产生。尽管司马迁认为驺衍的学说是空想，他也说：
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①
驺衍是被认为属于“方士”一类的人物。可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方士类别
和儒家类别之间的不同之点不总是能够很清楚地区分的。
① 《史记》卷七四，第2344 页以后。又见吴文缀，《中国古代的占卜、巫术和政治》（巴黎，1976），第
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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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随着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秦帝国的建立（公元前221年），儒家和其他
各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对秩序和稳定的构想主要受法家学说的启示的一
个集权主义的国家里，这是可以预料的。法家完全讲求治国之术的功效和专
制君主权力的增强，猛烈地抨击任何以其他权力来源为基础的政治学说。秦
政权通过贯彻臭名昭彰的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命令，图谋消灭古代传统的主
要资料。尽管这项措施的有害结果无疑被后世夸大了，它仍然是集权主义搞
思想控制的一个典型事例。①
焚书命令不是在全部范围内有效，从某些存留下来的典籍便可予以证
实。被禁的著作中如《诗经》、《书经》、“百家之语”及除秦国以外的各
国历史记载（很可能主要是《春秋》）的文本，不但在皇家档案中，而且在
属于皇帝侍从的72个博士的藏书中仍然是未被触动的。
博士的名称和制度早在战国时代 （公元前5—前3世纪）即已存在，但
有关它们的详情一无所知。我们只能推测，它们是与上面提到的各种学术团
②
体一起出现的。据悉，秦代选拔博士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掌通古今”。在秦
始皇治下，这些博士必须充当皇帝的博学多识的顾问，必须是延续以前时代
学术传统的代表人物。他们可能包括大批方士。总之，我们知道，皇帝本人
既对其政策获得神的认可，又对他个人长寿的追求深感兴趣。卜筮和医药著
作不在臭名昭彰的焚书之内，许多方士在帝国朝廷中交上了好运。
针对对其统治进行批评的人，秦始皇的第二项臭名昭彰的措施是活埋儒
生，据《史记》，当朝中的一些方士散布对秦始皇日益专横的批评并逃走时，
他采取了这项措施。据记载，当局对在京城的学者进行了审查，皇帝本人从
③
中挑出大约460人，然后加以活埋。 《史记》原文中没有用“儒”这个词，
很可能所有各类专家和学者，包括方士在内，都在遇难者之列。可是后来对
秦始皇的责难使得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是，他的残暴行为是专门针对儒生的。
即使如此，引起坑埋学者的批评无疑包括这样的怨言：在这样一个皇帝
统治下，没有一个有学识有才能的学者能够安全地施展他的技艺或坦率地向
君主提出劝告。我们有理由设想，在秦始皇统治之下是容不得独立的见解的。
① 关于焚书事件和它的后果，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严重，见前第1 章《焚书坑儒》。
② 《汉书》卷十九上，第726 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1958），第165 页以下。
③ 《史记》卷六，第258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178—182 页）。关于对这项措施的效果
的评价，又见卜德：《中国第一个统治者：从李斯（公元前280— 前208 年）的一生研究秦朝》 （莱顿，
1938；香港1967 年再版），第117 页；及前第1 章《焚书坑儒》，和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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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准则的注意
当第一个汉代皇帝巩固他新近赢得的政权时，他和他的朝廷对任何种类
的学问都没有多少兴趣。汉高帝（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被描写成有
名的憎恶学者的人，他把他们简直看成迂腐的寄生者。可是令人吃惊的是，
公元前200年，皇帝被叔孙通说服，要按照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方式制订秩序
井然的朝廷礼仪，这是儒家传统将要胜利的一个可靠的前兆。具有更实际意
①
义的是公元前196年的诏令，诏令规定为政府的施政工作延用有才能的人。
这个措施可能是受了另一个早期儒生陆贾的影响，他勇敢地回答傲慢的
皇帝说，在马背上能够征服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这一定给了皇帝极深的印
象。皇帝不希望恢复秦代严酷的法家体制，但是其他可供选择的传统封建管
理结构无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尽管皇帝从前的许多战友和伙伴最初已
受封采邑，但他无疑宁愿选择一个中央控制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他遭受了
他从前的一些战友和助手后来背叛了他的痛苦之后。公元前196年的诏令因
而是有助于实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选任贤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可以说是走
向著名的科第制度的第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我们可以设想，残存的儒家传统在它被崇尚法家的秦代政权排除之后，
由于这项法令而得到了新的鼓舞。但是在汉武帝统治（公元前141—前87年）
以前，儒家传统并不占上风。在此之前，这个方面唯一具有任何重要性的措
施是在惠帝统治下于公元前191年采取的，它废除了秦代焚书的命令。有证
据表明，在他的继任者文帝 （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景帝 （公元前
157—前141年在位）的统治下，朝廷的博士制度仍被保留，但这些博士不限
于儒家传统。事实上，朝廷看来赞成黄老道家学说，对于这一学说我们应当
①
理解为道家的各种哲学学说的大杂烩和各种想获致长寿的长生术的混合物。
① 《汉书》卷一下，第7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 卷，第13O 页）；
福兰格： 《中华帝国史》（柏林和莱比锡，1930—1952）第1 卷，第274 页以下。
① 见前第12 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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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公元前140年，年轻的武帝继承皇位。他最初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窦太后
的监护，因而不能立即实行他自己的政策。在公元前140年至前124年之间，
②
他几次召集他的官员，听取他们关于好人政府和消除国家弊端的意见。 100
多名对策者提出了答案，但都不如董仲舒，他的答案对皇帝的政策将有深远
的影响。
董仲舒是博士，专治名为公羊高的《春秋》之学。董仲舒声称，他的学
说完全由他在这部经典中所发现的原理推导出来。他说的许多道理是因袭传
统的：道之具是仁、义、礼和乐。古人靠礼和乐，靠教育达到持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