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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于《孟子》的一段重要的文字中。这条教义通常被引用为批准周取代其前人
的那种非信不可的权威，但是却未明白地见于《左传》和《论语》等书中。
在战国时期，这种思想几乎不能对任何一位列国之君给予实际的助益，特别
是周天子在直到公元前256年还实际上在位之时。当这条教义在帝制政府时
代重新出现时，它取得了新的含义。它不能同那种把天、地、人合而为一的
新理论分开；它配合了皇帝的敬天活动。
有几种说法把汉高祖的胜利和汉帝国的创立归功于上天；但在这个帝制
①
初期年代的历史中还未见有关于上天特殊眷命于汉王室的说法。诚然，有一
条言天命的材料特别评论说，周虽然获益于受天之命，但天命并未获允赐给
②
汉朝。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提到了这个概念，他丝毫未暗示汉王朝已受
③
到上天的付托之重。这个观点的发展及其应用到皇室身上，尚须有待于匡衡
和班彪的著述问世 （详下）。
董仲舒用批评秦朝的方式使他的君权观念给人留下了印象。在董仲舒以
前，这种批评主要是出于缕述秦朝失败的需要；对秦朝的失败主要是按照它
的政策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来加以解释的。在董仲舒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新
的特点，因而使它比起前人所发表的意见必定更能传得久远得多。他站在道
德的立场上尖锐而辛辣地指责了秦朝政制。它的措施从根本上打击了中国文
化本身。董仲舒并不是紧紧抓住那个过分暴虐政治的实际失误不放，而是集
④
中地谴责秦朝的严重不公平的政绩。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竖了一个批评秦朝
的标准，使很少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它加以怀疑。他给下面一种说法增添了
③ 见上面第12 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④ 《诗经》，第二三五，二四四，三○三，三○五篇（高本汉：《诗经》〔斯德哥尔摩，1950〕，第185
页及以下诸页、第198 页、第262 页及以下诸页、第263—266 页）。关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
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学报》，22 （1950），第20、37、39、59 页。关于《孟子》，见李雅各所译“七经”，
第2 卷，第297 页。又见顾立雅：《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第82 页及以下诸页。
① 例如，可见 《汉书·高帝本纪下》，第71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
第1 卷，第131 页）。关于其他材料，见鲁惟一：《皇帝的权威》，第87 页。
② 《史记》卷九九，第2715 页 （沃森：《英译〈史记〉》第1 卷，第285 页）；《汉书》卷四三，第2119
页。
③ 《汉书》卷六五，第2498、2501、2516 页。
④ 《汉书》卷五六，第2504、2510、2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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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力量，即认为帝国政府应该负责坚持某种道德标准，应该负责鼓励对于
文化活动的追求。
董仲舒还突出了往往被后世的那些人士所忽视的东西，这些人总是主张
恢复传统的价值和观念。他虽然表示，帝国政府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即它
们是受命于天的，但对于权宜政策的决定总是有变动的，这样它们就能在应
用中适应不同时代的有所改变的环境。①
许多这种思想都可见之于下面这段文字，这是董仲舒给皇上奏对中的文
字，其文如下：②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
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18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五六，第2515 页 （鲁惟一：《生死观》，第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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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彪关于天命的论文
在汉元帝时代 （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关于天命的观点又取得了
新的力量。这个时期进行了许多政策上的改变，它们是作为对汉武帝 （公元
前141—前87年在位）极端进步措施的具有改革性质的反动对策。这种变化
③
伴随着出现了新的政治理论观点，而且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宗教上的变化。
约在公元前45年，光禄勳匡衡以实行宗教活动的改革著名，他批评了许
①
多政治问题并发表了对君权的看法。他在这里包括这样的意思：统治者既然
受命于天，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传皇位于永世勿替。这种说法在一百年前可能
已为董仲舒等少数人所接受，但在匡衡时代，它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带来了
某种新的启示。匡衡描述了君权的延续性和神明降福之间的联系；这不仅指
②
上天所赐之福祉，也指鬼神所赐的福祉。他还援引过去的前例，主要是引用
郁郁乎文的周室诸王的成例。匡衡更进而坚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必要；指导
人类的方式是应该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本性，这样他们就能前进到更高的
道德行为的境界。
在一个流产的企图更新汉王朝的五德之运的过程中，即在公元前5年，
天命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来。人们甚至这样议论，汉成帝（公元前33—前7
③
年在位）因没有产下一个皇子，也归咎于他不能上应天命。此后不久，这条
教义被班彪的《王命论》提了出来，它或许是中国文献中表述政治原则最完
善和最清楚的文章。
班彪（大约公元3—54年）是班固的父亲，也是《汉书》的第一个作者。
他曾经目睹王莽朝廷 （公元9—23年）的兴起和灭亡，经历了最后导致刘秀
（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中兴汉室的那个内战的年代。此文的目的在
于向觊觎皇位的隗嚣和公孙述等人指出，刘氏完全有权称尊和实行统治。这
④
篇杰出的论文 重申了帝国大一统的主张。这个主张已经王莽在不久以前予以
确立，他托辞说是上天特授此任务给他的。所以很清楚地应该指出，光武帝
的政权也会据此理由而得到支持，这一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一开始，班彪的文章就重申人君统治之权本自天授的原则。其证明就
表现在尧、舜、禹 （夏代开国之君）这几位神话君主身上；他们都受命于天。
虽然他们取得成功的情势不同，但他们恰恰在下面这样一件事情上是一样
的，即他们全都是上应天命而取得帝位，并且符合人民的意志。统治的延续
性可以上溯自圣君尧而直接传到刘氏，因为有许多事变和预兆都是这样显示
的。在代表五行之一的赤色当运的势力下，这些事变和预兆都证明了其直接
继承关系。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皇权才有指望可得到鬼神的福祐，才能变成普
天效顺的目标。
然后，班彪讨论了汉王朝所借以建立的环境。他直截了当地声称，民间
③ 见本书上面第2 章《改革和衰落》和第12 章《帝国的崇拜》。
① 《汉书》卷八一，第3338 页及以下诸页。关于匡衡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
和冲突》 （伦敦，1974），第158 页及以下诸页。
② 见本书上面第12 章《民间崇拜》。
③ 《汉书》卷七五，第3192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第278 页及以下诸页。
④ 《汉书》卷一百上，第4207 页及以下诸页（狄百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