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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秦汉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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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话: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就是说百 
  姓为了纳税,应该向当局报告其土地的价值。这句话如果准确,并且解释无 
  误,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国已成为既成的事实。① 
       在帝国时期,史籍几次报道了大批移民开发新边区之事,这些活动被解 
  释为政府注意扩大农业资源的迹象。但是,由于移民与军事有关系,这里将 
  与征讨和殖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公元前214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 
  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 
  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 
        《史记》卷六中缺乏经济材料的情况常常促使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寻求 
  零星的材料;例如,在汉代政治家和学者的言论中去寻找。但是,由于这些 
  人常常具有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特别慎重。① 

② 何四维在其《汉代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332 页中有稍有修改的译文。 
① 见徐广在《史记》卷六第251 页上的注。“自实”之意本身虽不明确,但与自汉至宋的许多时期所记载 

的叙述类似的估计或自估的相似的用语相比,就可以理解了。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 
第42—62 页。 
① 公元前约100 年汉儒董仲舒的言论是典型的,他十分武断地声称,“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82 页〕),“田租口赋,二十 

… Page 49…

                                  其他标准化措施 

       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也指出了类似的兴趣在出土 
  的法律材料中已得到证实。所以,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221年秦在全 
  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 
  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 
  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344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 
  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221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 
  策。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在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 
  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 
  外。 
       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 
  记载,在公元前336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 
  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 
  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 
  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 《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 
              ② 
  秦的改革: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 ‘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221年制定的 
  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 
  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 
  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 
  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7。07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5。41英尺或以 
  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4。92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 
  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4。71英尺。(在古代 
  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 
  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4。50至4。83英尺之间。)① 

                                道路、城墙和宫殿②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 
  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 
  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 
  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 
  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 
  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 

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52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28—229 页,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5 — 6 页注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1—16 页和第47—55 页中关于道路和长 

城的材料。 

… Page 50…

  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 
  合50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30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70米,显然太宽, 
  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言附录3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212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 
  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 
  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 (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 
  西约100英里的五原),总长约800公里(约500英里或1800秦里)。秦始 
  皇在公元前210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 
  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5米宽, 
  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24米。① 
       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 
   (4250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150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 
  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3740英里(5984公里), 
  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 
  从公元3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 
  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当然,远为突出的是筑造长城。象直道那样,这也是蒙恬的成就。从公 
  元前221年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期间,他号召30万人,不但征讨北方的戎翟, 
                            ② 
  而且建造长城和直道。考虑到长城的宏伟, 《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 
                                    ① 
  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 “'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 
  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在其他早期的史料中缺乏蒙恬筑城的任何详细记载,这使人们不能确定 
  长城是否事实上真象文中断言的不间断地延伸万余里(近4100公里或2600 
  英里)。但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考虑值得一提,一个考虑是今天存在的长城(其 
  几个主段,而不是它的几个弯段),据估计总长度为3440公里,或2150英 
  里。这当然大大少于文中所称的蒙恬筑城的长度。第二个考虑是《史记》的 
  这段叙述中关键的字是“万”。这个字有时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及其他早 
  期文字中也碰到过,从这些文字的上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字的使用是 
  比喻性的,而不是表示字面的意义。在这类段落中,“万”似乎不再指确切 
  的数字。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用来表示一个很大的、但 
  不确定的数字或数量。这种用法的例子将在附录3中讨论。我们认为,除了 
  这些例子,还应加上 《史记》的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万”字的例子。 
       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远不是定论,但似乎是很可信的——是, 
  蒙恬筑的城很可能短于《史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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