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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话：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就是说百
姓为了纳税，应该向当局报告其土地的价值。这句话如果准确，并且解释无
误，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国已成为既成的事实。①
在帝国时期，史籍几次报道了大批移民开发新边区之事，这些活动被解
释为政府注意扩大农业资源的迹象。但是，由于移民与军事有关系，这里将
与征讨和殖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公元前214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
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
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
《史记》卷六中缺乏经济材料的情况常常促使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寻求
零星的材料；例如，在汉代政治家和学者的言论中去寻找。但是，由于这些
人常常具有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特别慎重。①
② 何四维在其《汉代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332 页中有稍有修改的译文。
① 见徐广在《史记》卷六第251 页上的注。“自实”之意本身虽不明确，但与自汉至宋的许多时期所记载
的叙述类似的估计或自估的相似的用语相比，就可以理解了。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
第42—62 页。
① 公元前约100 年汉儒董仲舒的言论是典型的，他十分武断地声称，“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82 页〕），“田租口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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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标准化措施
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也指出了类似的兴趣在出土
的法律材料中已得到证实。所以，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221年秦在全
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
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
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344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
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221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
策。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在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
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
外。
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
记载，在公元前336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
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
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
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 《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
②
秦的改革：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 ‘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221年制定的
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
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
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
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7。07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5。41英尺或以
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4。92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
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4。71英尺。（在古代
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
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4。50至4。83英尺之间。）①
道路、城墙和宫殿②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
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
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
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
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
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
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52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28—229 页，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5 — 6 页注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1—16 页和第47—55 页中关于道路和长
城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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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
合50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30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70米，显然太宽，
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言附录3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212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
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
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 （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
西约100英里的五原），总长约800公里（约500英里或1800秦里）。秦始
皇在公元前210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
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5米宽，
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24米。①
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
（4250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150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
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3740英里（5984公里），
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
从公元3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
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当然，远为突出的是筑造长城。象直道那样，这也是蒙恬的成就。从公
元前221年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期间，他号召30万人，不但征讨北方的戎翟，
②
而且建造长城和直道。考虑到长城的宏伟， 《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
①
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 “＇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
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在其他早期的史料中缺乏蒙恬筑城的任何详细记载，这使人们不能确定
长城是否事实上真象文中断言的不间断地延伸万余里（近4100公里或2600
英里）。但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考虑值得一提，一个考虑是今天存在的长城（其
几个主段，而不是它的几个弯段），据估计总长度为3440公里，或2150英
里。这当然大大少于文中所称的蒙恬筑城的长度。第二个考虑是《史记》的
这段叙述中关键的字是“万”。这个字有时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及其他早
期文字中也碰到过，从这些文字的上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字的使用是
比喻性的，而不是表示字面的意义。在这类段落中，“万”似乎不再指确切
的数字。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用来表示一个很大的、但
不确定的数字或数量。这种用法的例子将在附录3中讨论。我们认为，除了
这些例子，还应加上 《史记》的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万”字的例子。
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远不是定论，但似乎是很可信的——是，
蒙恬筑的城很可能短于《史记》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