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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的祖先没有得到学术或文学成就的名声使他不能获得这种成就。王充
在回答中辩论道，真正的卓越人物是靠个人，而不是以出身名门的身份出现
①
的。但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依靠在洛阳书肆上
阅读书本的办法，解决了他家里没有书本的问题）。②
③
王充的《论衡》有三篇论述儒生和文吏的相对价值的问题。在桓谭的体
系中，确定荣誉的是道德品质和知识才能；官阶只是相应的伴随物。可是根
据王充的说法，大多数人只尊重官员的地位；他们称赞有能力、但读书不多
《后汉书》卷五三，第1746—1750 页；《后汉书》卷三九，第1294—1295 页；《风俗通义》卷三，第8
页；卷五，第10、11 页；卷四，第11 页。
① 《后汉书》卷二七，第930—931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一，第1477 页。
① 《论衡》三十（《自纪篇》），第1196 页以下。 （福克：《论衡》第1 卷，第80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九，第1629 页。
③ 《论衡》十二（《程材篇》、《量知篇》和《谢短篇》），第535—577 页（福克：《论衡》第2 卷，第
5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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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吏，瞧不起没有做官的儒生，认为他们没有经验和不中用。王充关于典
型官吏的描绘显然是讽刺性的：④
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
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
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
在王充看来，受过圣教薰陶的人应该比这样的官员受到更多的尊重。
四、五十年后，王符同样愤愤不平。虽然这些道德家经常称赞贫穷而正
直的学者，但是王符认为缺乏钱财妨碍地位的提高。他指出了对于贫困的普
遍偏见和人们把他们一切行为误解为损人利己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来访问，
便认为他们傲慢；如果他们来了好几次，人们便以为他们是来讨一顿饭吃的。
他也抨击了当时所有人渴望公职而需要与有钱有势的人物建立良好关系的现
象；他抱怨说，这种情形的结果是，正直的学者过退隐生活，狡猾之徒则由
①
于他们的关系网而赢得了对他们成就的巨大褒奖。 王符在另一篇短论中写
道：“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在他看来，这是不能容忍
的：②
论若必以族，是丹宜禅而舜宜诛。……人之善恶，不必世族。
表17 《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
因政治活动而闻名的人物 因文学成就或笃行
而闻名的人物官员的儿子或孙子 88（35％） 13（11％）
名门望族 48（19％） 18（15％）
社会地位低下或贫困者 9（4％） 12（10％）
无纪录可查者 107（42％） 77（64％）
社会变动性
从 《后汉书》中可以看出，王充和王符关于希望上升到取得全国权力与
功名的人物面临种种困难的怨言有许多可信之处。正史使人感觉到大多数获
得功名的人出身于在地方上已定居数代之久的名门望族，许多家庭已经有人
为官。如表17所表明，在252位正式立传（或者因政治成就闻名而集体立传）
的人物中，1/3以上是官员的儿子或孙子。除此以外，总人数中几乎有1/5
出身于这样或那样地被描写为显赫的名门，通常所用的词汇如：“郡县大姓”，
或“世代为官”的名门。
在大多数其他传记中，没有记载人物背景；只在少数场合，个别人物似
乎出身于社会地位显然低下的家庭，或者出身于非常贫苦的家庭，以致必须
干活才能求学。甚至在120篇因学识、品德、文学才华或独到的思想而被称
④ 《论衡》十二（《程材篇》），第547 页 （福克：《论衡》第2 卷，第65 卷）。
① 《潜夫论》八（《交际篇》），第335、337 页以下。
② 《潜夫论》一（《论荣篇》），第34—35 页。关于丹，见高本汉：《书经》，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22 （1950），第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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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的人物的简短笃行传中，只有5篇似乎是上升到社会上层的真实范例。 ①
在这批人中和在政治上活跃的集团中，其他一些人物被描写为穷人，特别是
贫穷的孤儿，但这种贫穷常常只意味着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必须
替别人干活，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证实了他的非凡的决心。
《后汉书》描写了异常长期地处于显赫地位或社会地位异常迅速上升的
少数实例。吴汉（死于公元44年）出身于贫苦家庭，在县里的下级职位上开
始其政治生涯，但是在王莽统治末期，他受到了重视，升任掌管军事的高级
职务和享有显贵称号。第五伦（盛年期40—85年），后汉一位非常受尊敬的
富有资历的政治家，出身于前汉非常显赫的家庭，这个家庭在汉朝初年被迫
迁往长安，作为削弱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最亲近的亲属似乎并不显眼，他
因组织抵抗一次暴乱而开始受到官方重视，此后，他当了一名县吏。当他觉
得一事无成时，他弃官经商。后来他在长安当官，从此发迹。②
尽管有这些例外情况，但是不能指望出身比较低微的人在其一生中能够
爬上高级职位。公元1世纪末，虞经（他在故乡郡县任狱吏达60年）希望他
的子孙升任重要高位，这被认为是离奇的奢望。据报导，虞经说于定国的父
亲是县里一名书佐，他却擢升为丞相，因此虞经自己的子孙可以升任大臣高
位。这个故事可能载入 《后汉书》，因为虞经的孙子虞诩确实擢升到掌管尚
书之职。③
长期显赫的实例在历史上多得很。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应劭（约死于公元
204年）出生于已经有六代人为尊贵官员的名门。羊续 （公元142—189年）
的七代祖先中有太守、大臣或都尉。贡禹（盛年期165年）家族在七代人中
①
产生了53位大臣和太守、7位侯爵。 此外，在后汉时期，门第似乎被公认
为担任某些职务的法律根据。从公元86至196年这110年中，在三公中起码
有一位是羊家或袁家成员的时期有46年。在较低的水平上，在整个后汉期
间，一个因有法律专家而闻名的家族（颍川郭家）产生了七名廷尉和其他许
多法官。②
《后汉书》也揭示出，如王符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想要在社会上和政
治上崛起的强烈愿望是那些已经可能侧身于最高社会和政治集团的人们的共
同现象。保存了关于一些人的轶话，他们经过了漫长的路程才获得了孝顺或
谨守陈规的名声，为的是要取得“孝廉”的美名和侧身于正规的文职机关。
那种熟谙大人物的生活，但对于功名仍然感到淡漠的罕见的人物，被人们敬
畏地几乎视之为超人。
地方精英
后汉王朝的上层阶级被限定包括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绅
士，他们至少受过起码的教育，他们熟悉行为规矩。在社会学上，这个上层
阶级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他们活动的地域为根据。某些家族世世代代产生郡
① 原书缺注。——译者
② 《后汉书》卷十八，第675 页以下；《后汉书》卷四一，第1395—1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