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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
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 （公元9—23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
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
业。明帝在位 （公元57—75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
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
“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
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51
年）和李通（死于公元42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
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
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181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
②
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崔寔（死于170年）是著
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
③
种活动非法。 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
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
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
④
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这样经营农
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
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
①
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
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
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
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1181 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166—169 页。许焯
云：《汉代农业》，第50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573 页；《后汉书》卷三二，第1731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5 页。
③ 《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 页。
④ 《四民月令》，第46、54、64 页。关于这段原文，见P。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
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7 （1974），第173—205 页；藤田胜久：《〈四民月令〉的社会性
质，汉代郡县的社会现象》，载 《东方学》， 67 （1984），第34—47 页。关于这部著作的完整译文，见
许焯云： 《汉代农业》，第215—218 页；克里斯丁·赫泽尔：《崔寔的〈四民月令〉；后汉的一部农业历
书》，汉堡大学，1963 年。
① 对于汉代农业的技术方面作了充分讨论的著作有，李剑农： 《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154 页以下；许
焯云： 《汉代农业》，第81—128 页；也可参看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东京，1962），全书
各处；本书第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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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采用以后，它们的好处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2世纪末当赵过
②
接受一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时，还没有广泛采用牵引役畜。 公元 76
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
③
的重要因素。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
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50年代，与前汉
④
的60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100多处。到1978年，包
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50余处地
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 （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
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
构逐渐得到改进。到 2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
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
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
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
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
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个水闸和蓄水池，灌溉沟渠可以从蓄水池得到水源。③
④
广东一座墓葬包括一个灌溉稻田的模型。 《后汉书》指出官员承办的十多处
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或者是他们作为郡守主动承办的，或者是根据中央政府
的命令进行的。其中有许多是打算维修现有池塘和水渠体系。有两处提到了
⑤
禁止地方豪右把持这些水利工程受益的问题。因为地方豪右对于灌溉利益有
切身利害关系，故他们必然常常主动建造这样的水坝或进行维修。在华北，
用砖砌的井实行灌溉是平常现象。只给小范围供水的井的工程不是政府承
办，而是地主本人发起的。
技术知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进农业产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种种谷物和
蔬菜，每一种按照土壤条件在不同时期种植和收获。因为这样把农事扩展到
全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能够提高每个劳动者的总的生产能力，因而显示出比
个体农民种植者的明显优越性。①
② 关于赵过，见上文第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③ 关于赵过采用耕牛，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8—1139 页（译文见N。L。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
币》（普林斯顿，1950，第184—191 页）。关于那次瘟疫，见《后汉书》卷三，132—133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1961），第75 页。关于铁工业，见河南省
博物馆：《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载《考古学报》，1978。1，第1—24 页；刘云彩：《中国古代高炉
的起源和演变》，载《文物》，1978。2，第18—27 页；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
报》，载 《文物》，1978。2，第28—43 页；《中国冶铁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生铁冶炼技术》，
载 《文物》，1978。2，第44—47 页；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 1958，第34 页。
① 见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载《文物》，1977。8，第57—62 页。
② 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1976），第268—271 页。
③ 殷涤非： 《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载《文物》，1960。1，第61—62 页；朱成章：
《寿县安丰塘汉代埽工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9。5，第86—87 页。
④ 徐恒彬：《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9，第455—456 页，图版8、10。
关于四川省类似例证，见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