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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赵过只能在这一年或以后任这个官职。因此，代田法的实行只能在武帝以后。居延汉简上曾提到一
个以此法命名的粮仓，叫作代田仓，又一次证明在居延地区确实曾实行代田法。见西嵨： 《中国经济史研
究》，第101 页以下。
① 这可能暗示这种工具是为了牛耕而制造的，对无牛而只能使用人力的农民来说不适用。
① 如《齐民要术》卷一所引文，见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北京，1957）第1 卷，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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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是列于《汉书·艺文志》的各种农学著作的唯一代表作，也是唯一
的我们能知其内容的农学书。全书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但从其他书中发现
的片断的引文整理出了它的一部分内容，共三千多字。②
这部书除去论述犁田、播种、收获等事的一般理论外，还包括详细论述
种植以下诸种农作物的方法，如稷、麦、稻、黍、大豆、大麻、瓜、葫芦、
芋头以及桑等，还谈到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
这部书除去实践的指示之外，还包含有以充满整个汉代思想界的阴阳五
行说为基础的论述算命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氾胜之书》内容主要是重视
实践和经验的，和《吕氏春秋》最后四篇强调全面的农业政策形成鲜明的对
照。因此，它的作者被看作是中国农业科学的奠基人。
这部书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对称之为区田法的增产方法的论述。它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在沟里播种，一是在坑里播种。前者以30步（41。4
米）长、八步（11米）宽的土地为一标准亩，横分为15块，块与块之间留
一窄小的人行道。每块地又横分为24个小沟，种子就播种在沟里。如果种的
是穗状的和粘性的稷，每个沟就种成两行，行距五寸（11。5厘米），这表示
①
一亩可生长15000棵苗，苗距和每亩的总苗数，自然按照谷物的种类而有所
不同。
在采用浅坑播种的地方，一个标准土地单位被分为若干个一尺（23厘
米）和五寸（11。5厘米）的方格，每格中挖一个六寸（13。8厘米）深、六寸
宽的小坑，叫作一区，一亩有3840个小坑。每坑撒种20颗，上面浇上一升
（0。2公升）用土拌匀的粪。每亩撒上两升种子，每坑可生产三升（0。6公升）
谷物，每亩（0。113英亩）可生产100石 （2000公升）谷物，十亩年产1000
石（20000公升）谷物，可供耕种者26年食用。这个数字是指上好的土地说
的，对中、下等级的土地来说，坑就要大一些，间隔就要远一些，其产量也
就按比例地降低。②
这种方法的好处不止一端。只需对坑里播下的种子供水、肥，土地的肥
沃不是主要的；甚至可用于供水有问题的高地和坡地。不像代田法，区田法
不需要牛耕，产量却非常高。氾胜之与政府合作，发明并推广这种方法，甚
至实际上是为了贫农，政府总是迫切地把农民作为国力主要基础来加以供
养，并且要保护他们不受大地主的不断蚕食。
尽管为了提倡区田法在当时和以后作了种种努力（尤其是在后汉、三国、
北魏、晋、元、明、清等朝），但这种方法从没有被真正地建立起来，而足
以促使中国北方农业发生持久的变化。其主要缺点始终是需要投入很密集的
劳动力，同时不可能大量提高人均产量。这样，氾胜之的著作对华北旱田的
基本耕作方法的论述虽然很有价值 （在这方面，它给作于6世纪的《齐民要
术》以很大影响），但区田法仍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
与氾胜之书有关而应该提出的另外一点，是关于小麦的种植。在他的时
代之前，已有人提倡在京畿地区种植小麦，其根据是种小麦被认为与种其他
② 关于收集的残篇，见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京，1956）。此书已译成英文（北京，1959）；又
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280 页以下。
① 原文作15750，但这个数字与同一段文字的其他数字不符。总数不同地被计算为15840 或15180 棵。见
石声汉：《氾胜之书》，第38—42 页。
② 见石声汉：《氾胜之书》，第43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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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物稍有不同。 氾胜之提到麦田必须和其他作物的田完全隔开。麦田要在
五、六两月犁两次。这样，在夏天其他作物就不可能生长在麦田里。同样的
种麦方法也见于 《齐民要术》，并表明一年种两次或两年种三次的方法还没
有普遍实行。只是到了唐代后半叶以后，这种改进的耕作才变得普遍了。
由于后汉的优秀农业著作已不存在，所以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一时代的旱
田农业发展情况。唯一存在的有关著作也是残缺不全的，这就是生活在近于
后汉末的崔寔作的《四民月令》。这部书不只限于论述农业技术，因此就提
供了当时影响农业状况的总的思想。
崔寔生于现在北京地区的一个权势之家，在桓帝 （公元146—168年）、
灵帝（公元168—189年）时期任过多种官职，包括郡守（在这个职位上，他
很有成绩）和尚书。他也是一部讨论当时政治问题的书—— 《政论》——的
作者，该书的一些残篇仍被保留下来。当我们读 《四民月令》时，记住以下
的背景是重要的，即它的作者不仅是一个权势之家的成员，继承了他祖父、
父亲的家学，而且他生活的时代正当后汉王朝式微，社会也因迫害士人和黄
巾造反而快要崩溃之际。
《四民月令》的全文已不存在，我们只能从它的残篇中整理出它的部分
②
文字。 “月令”这个词是表示一年之中每个月份中的事情，取自《礼记》中
一篇的题名，但《礼记》这一篇说的是学者或国家官员阶级的活动，而《四
民月令》的范围则包括四个主要社会集团（土、农、工、商），虽然它没有
描写它们各自的活动。实际上大概只有权势之家才能举行《四民月令》中所
说的各种活动，从而可以有把握地推想，这部书基本上是给它们写的。它对
维护家庭团结的节日和礼仪的指示，对进行农活、家务、防卫、交易等适当
时间的指示，为权势人家的生活和当时的农业状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四民月令》中最重要的指示是关于每月的节日和礼仪，特别是祭祖。
从大年初一开始，接着是二月、六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些月里都
有节日和礼仪。祭祖之外还祭家神和农神，前者包括门神、户神、灶神、井
神。应注意的是，祭祖和扫墓是在二月和八月里的特定日子举行，这和里中
一年两次的节日相冲突，因为按照传统，里的这两种节日也在这些天里举行，
但《四民月令》里没有提到此事。这表明那时的地方势族不常与作为共同体
的社会秩序基础的里的体制合作。
《四民月令》特别注意族属团结这件事。除去在新年时亲戚之间互相祝
贺之外，还规定了对同族和姻戚的实际帮助方式。这包括在谷物生长之前的
三月份给穷亲戚送捐助和在九月份帮助孤寡病残者过冬。这表明扩大了的家
庭是由很多富裕程度不同的父系家长家庭组成的，每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土
地，各自耕种。
据《四民月令》给父系家长家庭下的界说，除去家庭成员之外，还包括
从事纺织、洗涤、酿造、养蚕等活动的各种家务奴隶和仆人。它宣称：“遂
①
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这表明生产和经营主要由
① 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 页 （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7 页以下）。
② 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1965），德文译文见克里斯丁·赫尔泽：《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
论文，汉堡大学，1963 年；许焯云：《汉代农业》，第280—294 页；帕特里夏·艾伯里：《从〈四民月
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理》，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