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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的车尔成遗址中，发现了大约70枚汉代竹简，时间在
公元前49至前8年之间。这些木质文书揭示了很多关于汉代组织以及屯驻在
那里的士兵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的情况。①
在后汉王朝时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来。由于变化了的政治
形势，这些屯田一般来说规模小得多，没有以前年代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
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在哈密。在汉朝击败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
元73年）以后，在新设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个新的移民点立刻建立起
来。公元77年，它的经营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同盟者联合袭击所打断。班超于
公元91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来。在哈密的最大的发展工程
始于公元119年。当时索班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但其活
动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汉帝国在公元131年为恢复哈密移
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其工作，此职很可能存在
了20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年以后，由于汉朝力量的衰落，叛乱一再爆发，
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弃了。②
在整个后汉时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很不愿意维持与西域诸国的昂贵
的贡纳关系。公元74年和91年两次收复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袭
击西北边境而迫使汉朝政府采取的。从光武帝（公元25—27年）初年起，到
安帝统治（公元106—125年）末，一当西域出现麻烦时，就有人建议“闭玉
①
门”；他们的论点一律以财政困难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 公元73年重
开西域以后，汉朝于77—90年和107—122年两度从该地区撤退并废除了都
护之职。在107年以后，该职从未重新设置。当班勇终于说服朝廷在公元123
年重新开始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时，该职由长史取代，这是一个“千石”等级
③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8 页 （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91 页以下）。
④ 《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二，第6 叶。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1978），第11—12 页；黄文弼：《罗布诺尔考古
记》（北平，1948）；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 — 8、130 页注29。关于考古证据的概要，
见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 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
《文物》，1957。7，图版8 （之1）。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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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官职。这清楚地表明，汉朝的政策是降低它在西域管理机构的等级，大概
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
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
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
③
大移民地的建议。按照班勇在公元119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
④
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况且，维持
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
——之中。毛轸在119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⑤
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年再次开始与西域
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万钱，
⑥
这已是一种确定下来的惯例。从毛轸的陈述看来，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要求超
过定额，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后汉对于寻
求建立与西域的持久稳定的关系明显地缺乏热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② 关于都护职务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九六下，第3923 页 〔译者按，《后汉书》疑是《汉书》之误〕。（何四维：《中国在中亚》，
第188 页）。
④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 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8—1589 页。
⑥ 关于作为赠品的支付费用的范围，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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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
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商周时期，来自西方可能是藏族先人的民
族，活跃于现代山西、陕西甚至河南。他们经常与商交战，主要由于他们的
压力，周王终于将他们的都城从靠近现代西安的镐向东迁到洛阳。秦王国兴
起于西方后，在强有力的穆公领导下 （公元前659—前621年）才有效地遏
止了羌的扩展。
边境民族：部落组织
汉代初期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最大的单一的民族聚
居地可能在西藏和青海高原，个别集团还分布在整个西域、甘肃、云南和四
①
川。事实上，从古代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羌人自西北向西南的引人注目
的迁徙。根据《后汉书》记载，直到汉代，存在着不少于150个规模大小不
等的羌人部落。一个大部落称为大牂夷，生活在蜀 （四川）边境之外，据报
道，公元94年它的人口超过50万。在顺帝 （公元125—144年）统治时期，
另一个在陇西（甘肃）的部落叫做鐘，据报道，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超过
10万人，表明其人口和大牂夷一样众多。汉初估计全部匈奴人口不超过一个
大县，如果我们能多少相信这一估计的话，那末羌的人数可能超过匈奴。②
可是，和匈奴不一样，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在羌人
中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①
不立君主，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此外，正如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指出：②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只有当他们感到有联合起来反抗如汉朝这样的共同敌人的一种迫切的需
要时，他们才有可能暂时地把自己的争端放在一边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③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羌这一名称从语源学上看来自“羊”字。在汉代，
畜牧继续在羌人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并不限于羊。汉朝军队从羌人
那里俘获的动物经常是大量的，包括牛、马、羊、驴和骆驼。
在沿着汉代中国西北边境某些地区的羌人学会了农业技术，但他们何时
成为土地的耕作者，则难以确定。早在公元前5世纪，据报道，有一个名叫
爰剑的羌族文化的伟大的英雄曾长期在秦国为奴隶，他从秦国逃出后教导他
① 关于汉代和汉代以前羌的一般记载，见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载《历史研究》，
1963。2，第153—170 页；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 1963。5，第165—182
页：管东贵：《汉代的羌族》，《食货》，复刊1：1 （1971），第15—20 页；1：2 （1971），第13—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七，第2869 页。
② 《汉书》卷六九，第2972 页。
③ 唐代的一些学者给“羌”下的定义是“羊”，见《说文解字》（北京，1963），第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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