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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答道：“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主张人们应该摆脱人世间富贵、名利等
的影响，要淡泊名利、清静修为。
《列子》散文的想像力极为丰富，构思奇特新颖。例如其中有“偃师造人”
一节，描写了偃师用木头等材料造成的人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
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颌其颐，则歌合律；摔其手，则舞应节。
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
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
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
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
会复如初见。
如此想像，纵使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也是望尘莫及呀！当然这也不是凭空瞎想，
传说三国魏时有能工巧匠可以制造出木头人“击鼓吹箫”，而蜀国丞相诸葛亮制
造出木牛流马帮助军队运送粮草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国语》对人物的刻画是比较成功的，而诸
子散文中《列子》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较为突出。通过调动多种手法，《列子》
成功地展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愚公移山”被毛主席大加赞赏，成为
“老三篇”之一，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精神
的象征，这个形象就是在《列子。汤问》中塑造的。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
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
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
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
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
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
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
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
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
焉。
文中直接描写愚公的有“年且九十”（快要到九十岁了），其他主要通过对
比、烘托的手法使人物的形象逐渐丰富起来。首先开篇描写愚公所面临的自然环
境，“方七百里，高万仞”，来暗示愚公所要完成的任务之艰；然后写运土之难，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还写愚公受到的质疑，首先是其妻“以你现在的力量，
连魁丘这样的小山都撼动不了，能拿太行王屋怎么样呢”？还有智叟“以你这么
高的年龄和虚弱的体力，连山上的树木都毁不了，拿那些土石怎么办呢”？然而
愚公没有为这些困难和压力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我的子子孙孙无穷
无尽，而山又不会增高，还害怕移不平它”？这样通过直接间接相结合的描写，
充分显现出愚公面对自然困境，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 14 */第一部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
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有言，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
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春秋战国，诸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游说，著书立说，以求得统治者的信
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战国晚期却有一位公子饱受造化之苦，虽满腹经
纶却天生口吃，无法像别人那样四处游说诸侯。上天总还是眷顾苍生，让他有如
椽巨笔，长于著述，终留下《韩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
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
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
退而著书10万余言。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五蠹》、《孤愤》
等篇后十分钦佩，立即发兵攻打韩国，逼韩王以使节的名义将韩非派往秦国。他
的同学李斯因为嫉妒他的才学，怕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同姚贾一起向秦
王嬴政进谗言，将韩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给他，逼其在狱中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处于权力
斗争的中心，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所见所闻尽是些邀功取宠、
弑君篡位之举，尤其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情况下，人性中负面的因素极度膨胀，
这是他极力主张人性恶的重要经验因素。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所
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美好的内容自然都是不成
立的，在韩非笔下都成为笔伐的对象。被儒家顶礼膜拜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都
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只是贪图享乐而已；妻子和儿
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视为“奸”；《制分》篇中说：“民者，
好利禄而恶刑罚”只懂得趋利避害；《内储说上七术》中说：臣下“犹兽鹿也，
唯荐草而就”。而对于这等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韩非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控制，
那就是赏罚，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
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旧法，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
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具体
的政策。韩非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
子。物权》）的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子》中宣扬最多的还要算是法、术、
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将以前法家的精华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
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从而成为集大成者。
《韩非子》在写作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里，说理无所顾忌。
例如前面所述他对人性恶的阐述，他还说君臣之间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
的关系，而是“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完全成为尔虞我
诈的关系。在《说难》篇中，他剖析了身为人主的种种可怕的心理，认为游说最
难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诫那些游说之士不要犯上怒。这样直接露骨
的论述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韩非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论证严谨，丝丝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
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
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
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
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
等著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还应该提出的是，《韩非子》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战国后期，
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墨子》、《孟
子》中都有数量不少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