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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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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出处的历史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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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为为
五、士人出处的历史困境
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已注意到这样一种趋势，即真欲坚守道德原则的士人儒者越来越强调〃处〃，强调〃守〃，强调〃狷〃，强调〃默〃了，这当然与〃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的个人品质有关，但主要还是社会条件起了变化。韩非曾有言∶〃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32他反对当时君主的礼贤下士，甚至引姜太公杀居士为例，说明不能以赏罚动者均可杀之。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方面，不是孟子的理想，倒是韩非的理想在后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后来，不仅先秦时那种君主为迎贤〃拥彗先驱〃、〃侧行撇席〃的情景不可再见，两汉时那种对处士馈赠致问、优礼有加的现象亦不复能睹。姜太公杀居士尚属传言，明太祖杀隐者却是实事。这是不是说明，不仅出仕行道越来越难，退处守道也颇不易了。
张南轩说∶〃三代以下，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33这看来也可以用作对士之出处演变情况的一个恰当概括。对这种趋势我们当然不宜以今人的眼光感情用事地急于评判。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君主专制下的精英等级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文化的传播、发展和下移也密切相关。先秦两汉时期，如公孙弘、朱买臣一类民间的读书人毕竟寥寥可数，而到了明清，则真有村村可见方巾，处处可闻〃琅琅〃读书声的气象。文化大大地发展了，也世俗化了，士人大大地增加了，也混杂了，而真正受到社会尊重的进身之路又只有政治一途，就难免争先恐后，趋之若骛了，所以朝廷亦不再待之如宾，而是防之如贼，科举场屋如〃市井〃、如〃畜栏〃，所以，不能不令识古者扼腕。但是，这种演变实在有它自己的逻辑，并在自身中包含有自我扬弃的种子。
我们在这里不再分析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而是承认这一事实∶即士之出处之路确有越来越窄的趋势，可以迥旋的余地越来越小。尤其是出仕难有所为，难以不屈道。朱子门人黄勉斋说〃今之出仕，只是仰禄。〃34清初富有才华的学者傅山说∶ 〃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君臣僚友，那得皆其人也！仕本凭一志字， 志不得行，身随以苟，苟岂可暂处哉！不得已而用气，到用气之时，于国事未必有济，而身死矣。但云酬君之当然者，于仕之义，却不过临了一件耳。此中轻重经权，岂一轻生能了。〃35我们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士人的尴尬处境和深深失望。 留在士人手里的主动权越来越少，出仕之路自唐以后主要是科举一途，及第之后，面对日趋硬化的制度又难有作为，所以，从宋儒开始加强的向自我心性儒学的转变，也可以从这种对制度的失望中找到原因。在一个王朝期间，出处越来越成为一个仅仅暂时去就的问题，而在王朝更迭之时，才出现较多根本不仕的遗民，但在这个时候，遗民所面对的与其说是一般的政治，倒不如说是异族异姓。〃出处〃被局限在一个〃民族气节〃的范围之内。 而且，即使是遗民，也不能不〃及身而止〃，遗民并不世袭。
据说，元代的两位大儒许衡与刘因，一个出仕，一个不肯出仕。有人问许衡∶〃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许衡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行〃。又有人问刘因为何不肯出仕，刘因回答说∶〃不如此则道不尊〃。36此两种态度从经权独断的观点看自然无可厚非，甚至客观上可以互补。但许衡的〃行道〃看来主要只是在教化方面有效果，而刘因的〃尊道〃则更只能确立个人的尊严，而难以扭转整个世风和士风的趋移。后儒实际上越来越难于〃志伊尹之所志〃，而只能〃学颜子之所学〃；只能〃明道〃、〃守道〃而难于〃显道〃、〃行道〃； 只能〃为后世立法〃而难于〃为当世立法〃；只能〃为往圣继绝学〃而难于〃为万世开太平〃。这就令人产生深深的疑问∶如果情况总是这样，甚至每况愈下，那么这〃道〃是否真的已经弄明白了？或者，这〃道〃是否适合作为〃治道〃？如果一代代圣贤都只能〃为后世立法〃，那么谁〃为当世立法〃？而已立的〃当世之法〃又是什么法呢？
对这些问题的探求当属另一个范畴即制度伦理的范畴，我们在此要说的只是∶无论如何，历史上的优秀士人越来越趋于退守，越来越重视气节， 虽然其高风亮节至为感人，但从客观的社会观点来看，却不能不是一种悲剧，不能不令我们感到一种遗憾。对气节的重视反衬出社会环境的险恶，气节之士越多，越是说明制度的不完善。所以，从整个社会看，理想的状态不仅是考验气节的境况较为罕见，甚至整个出处的问题也不应再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出处的问题总还是带有某些精英论的色彩，而现代社会正日益朝着平等的方向迈进，职业分殊，职业多途，并且，各种职业不宜再有高下贵贱之分，而是都应受到社会的尊重。进取之路并不只是从政一途，政治才能也决不应凌驾于其它才能之上。一个人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有更多的道路可供选择。这样，传统儒士的地位也将发生变化。 宋儒詹初曾言∶〃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圣需之以继，后学需之以开，故其道大，其任重。〃37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不仅这一历史重任的内容要发生变化，而且其中最重的治道之任也不再是仅仅放到这一社会中的无论那一部分人的肩上，而是放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肩上。 当然，由于社会环境又必须要由有理性的人去改造，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士或知识阶层又负有当仁不让的优先责任。
所以，即使仅从个人所负的社会政治责任来说，出处之义也仍未过时，若从个人成就崇高的道德人格着眼，那些明辨和严守出处之义的先贤往圣更是放射着永久的光辉，足以为我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一种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对我们的道德心灵产生一种巨大而深刻的感召力。
三百多年前，一位儒者吕留良曾说∶〃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 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 （宋帝 年号，１２７５…７６年）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38我们如果消除其言中的门户之见，也可以说，道光以后，更是〃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从而更须讲究〃出处之义〃，站稳脚跟。面对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的危机与生机并存，民族的耻辱与希望共萌的局面，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必须起而行动，必须有所作为的时代，然而，愈是如此，我们愈不能急功近利，愈要从道德上考察我们的行为，为所应为，为所当为。只有以正当方式达致的成就才是真正可靠的成就。所以，无论从出处之义的特定历史蕴含还是从其普遍意义来说，它都将给我们以历久弥新的启示。
①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初版。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１９４９年版。
③《论语·里仁》
④《论语·颜渊》
⑤《论语·里仁》
⑥分别见《论语》〃公治长篇〃第２、２１条，〃泰伯篇〃第１３条，〃宪问篇〃第１、３条，〃卫灵公篇〃第１５条。
⑦《论语·泰伯》
⑧这也是墨家的精神。墨子亦是一任者，认为天下愈少义而吾愈要急义，参见《贵义》篇。又见《公孟》篇，其中谈到∶君子有时不扣不鸣，有时不扣必鸣，这不扣亦鸣的时候就是国有大难，上将攻伐无罪之国的时候。
⑨此语两见于《庄子》的〃大宗师〃和〃天运〃篇。
⑩《道德经》第２０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末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 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末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