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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本杰明·史华慈对严复思想的深入研究，对严复的观点做一种相对简单化但却明确的处理。严复变法思想的灵感主要来源于他对斯宾塞思想体系的认识和他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实际观察，由此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目标是国家富强。富强与救亡实为一事，只有致力于富强才能真正救亡。严复对这〃富强〃主要是国家的强盛还是社会的富有并未加以仔细地分辨，对社会的富有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或者说平等到什么程度更无暇深论，严复关注的不如说是国家，社会与个人在这方面的一致性，即民富与国强的一致性，而在这种一致性中，严复显然更强调整体（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强盛。
第二，手段是个人自由。自由意味着发挥个人的才能，创造一个使这些才能能够充分发挥发展的社会环境。只有不压制生命，让个人能够充分发挥和发展自己的能力，才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增强国家的实力，这包括引入一种竞争的机制，要赢得社会外部的竞争，就必须在社会内部允许和鼓励个人之间不逾越法律秩序的竞争。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种个人的自由和竞争是不是确能达致国家富强？如果说是，它是不是唯一途径？还有没有更好的途径？第二个问题是∶个人自由是否不仅是手段，它本身也是目的，甚至是更为根本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个人自由作为手段的意义提出质疑，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它作为目的的意义提出质疑。
社会的富有，财富的充分涌流，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看来已经毫无疑问地取代〃满足基本需求〃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目标了，虽然这一目标被笼统地包括在〃富强〃之中，竞争也不再被看成一件坏事。现在，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是适合作为手段还是适合作为并列或更高的目的提出？甚或两者都不是？
严复无疑是相信可以通过个人自由刺激起来的内部竞争而达到国家富强的，他认为英国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实地观察的经验和他所信服的斯宾塞的理论都支持着这一信念。他假设中国今天有圣人出，这圣人也将说∶〃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 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 天之所畀也，吾又乌得而靳之！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孙尚亦有利焉，吾曷贵私天下哉！〃24
个人自由无疑是能够释放个人活力的，但是，要证明个人自由确实是国家富强的手段，关键是要解释这种被释放了的个人活力如何能够被导向一个公益的目标，导向为整体的目标服务，就象要把四处汹涌的泉流汇入宽广的河床，否则，这种到处的喷发不但不能兴利，反而有可能为患。套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除了启民智，开民力，还有一个立民德的问题。 必须建立一种社会道德，使人民养成公民的德性，而与此不可分离的是建立一种公正的民主法治制度作为保障，借助一切有益的传统和信仰作为支柱。
这不仅是严复一个人所关注的， 在二十世纪初激进主义得势之前，知识界的主要先行者们大都表现出这种倾向。他们在西方人视为目的的价值上看到的主要是它作为手段的意义，他们强调的是独立与合群，私心与公心，自由与制裁之间相辅相成的联系。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认为∶中国人依赖性太强，常各各放弃自己的责任， 故今日救治之策，唯有先提倡个人的独立。只有先使个人独立，才能谈得上国家的独立，先言道德上的独立，才能谈得上形势（实力）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国人亦缺乏合群之德，因而常内部争斗不息，不肯绌身就群，〃故今日吾辈所最当讲求者， 在养群德之一事。〃促使个人独立与培养合群之德两事不可分割， 相辅相成。同理，自由与制裁，利己与爱他等也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且，鼓励所有这些个人德性都指向一个目标∶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兴盛。
这种理解只是对西方思想的一种误读，甚至曲解吗？按史华慈的意见，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也还需要重新加深认识。为史华慈《寻求富强》一书作序的哈茨则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识有助于西方人认识自己，严复一下子发现并抓住了西方人并不特别关注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把公心置于自由思想的中心位置，也给了西方人以重要的启示， 甚至最终要成为西方人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在近代西方走向现代富强的过程中， 不仅新兴的个人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公心、导致和保障公心的制度以及传统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而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这种认识是否也正是适合中国的、在今天仍未完全过时的一条思路？把个人自由视为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可能是靠不住的，德、日等国走的看来就是另一条与英国不同的道路，但无论如何，要激发民族内部的生机和活力，这对任何想富强的民族来说都是一致的。这种活力最终就存在于个人之中，因此，个人自由不仅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甚至可能是一条更为可靠和持久有效的途径（且不论它本身还有作为目的的意义）。主要的遗憾也许还不是在严复之后没有再去进一步认识自由等价值本身的意义，而是连它们作为手段的意义也渐渐被淡忘、被丢弃了。
当然，这种淡忘和丢弃可能正好与把这些价值仅仅看作手段的观点有关。严复晚年转向道家思想，这虽然也可以说与他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的某种神秘主义倾向有关，但抑或也是因为他并未把他曾强烈呼吁的价值当作基本价值来信仰？这些价值并未成为他的生命关切，终极托付。严复尚且如此，遑论他人？所以，即使我们在实践中，在紧迫的富强要求的压力下仍然要优先考虑这些价值作为手段的意义，我们也还是得在心里牢记，这些价值本身还有作为目的的意义。牢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前面说过，〃不压制生命〃自有其意义，本身是一自在的目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罗姆曾经谈到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对于稳定社会的手段意义，认为这将使反社会的情感和动机最终失去存在的基础，但除此之外，自由表达亦自有其意义，因为，最让人难堪的莫过于一个人不是他自己，而最让人感到幸福和自豪的莫过于思想是自己的思想，感觉是自己的感觉，表达的意见是自己的意见。生命是不能够被压制的， 它应该有它自己合理的活动空间，如果说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它的生存仅以自己的身体为限，因而仅强调〃勿伤害生命〃的话，那么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它将要求把更多的内容，更大的空间，把生命应当享有的一些更高的权利纳入〃生生〃之义。
总之，我们也许可以把严复的思想看作一种转变的形态，一种居间的形态。就是在今天，我们的〃生生〃观念可能也还是处在一种转变过程之中，我们还不能说这一转变期就已经结束。而这一转变必然还要经常涉及到最高的理想层次∶ 即是把理想的生命理解为人际和谐、天人和谐，还是理解为在精进和竞争中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实现人类或个人的自我，并征服和驾驭自然？在古代中国，〃和谐〃理想的承担者虽然只是少数文化和政治精英，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持久和牢固的，并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今天，这种影响仍然潜藏在我们的深层观念中而发生着有力的作用。
我们古老的生存智慧十分迷人。 但我们却可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即我们能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最适合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各自的立足点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更重视生态平衡，更重视天人和谐，我们甚至希望这世界适当放慢脚步，因为人类的幸福并不全在对自然界的榨取，也因为地球只有一个，资源有限而欲望无穷，但是要使这希望生效，当然是首先要使那些步伐最快最急促者认识到这一点而放慢脚步，而不是使那些本来就落在后面的步伐较缓者放慢脚步。
〃和谐〃也许仍然是我们的最终梦想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也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