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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不是自然地提高到最为关注我自己呢？就象一个儒者所言， 一个人应当比关心国更关心家，却不能比关心家更关心自己，但这是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在我的父母与我自己之间来一个分断，把最大的关怀给予父母而非我自己呢？这似乎是与自我的观点无关，而仅仅是因为受到了道德主义的影响，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是否自我观点还是起了某种关键的作用呢？ 确实，我看到一个个的他人，离我最近的亲人实际会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他们后面的人，近处的人会遮蔽远处的人，但我总还是有可能看到他们所有人，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正由于我的观察始终不能离开我的眼睛，所以我恰恰不能亲眼看到我自己的面容，恰恰不能完整地看到我自己∶一方面，观察始终离不开我，我是始终存在的，我始终是观察的主体，而另一方面，我却恰恰因此而无法成为被观察的对象。我无法超越自我而观察的结果是我无法观察自我，既然连这自我都无法客观地予以观察，就更谈不上使自我置于与他人同等的地位，呈现出同样等级的形象了。
我们可以用这一现象来说明为什么从自我中心观点推不出平等适度的义务体系，在确定义务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无法把自我置于与他人同等的地位上进行思考。自我只是主体，是观察的主体，行动的主体， 对他人尽分的主体，而它却没有同时也作为观察的对象、行动的对象、他人对之尽分的对象。这样，我们说，从自我中心的观点就难以推出一种平等适度的道德义务体系，无论利益的自我主义与高尚的自我主义概莫能外，不同的是∶利益的自我主义是因为看不到自我的义务，而高尚的自我主义则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权利。当然，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即利益的自我主义是因为看到不到他人的权利，因为它只看到他人是一个个可供自己利用的对象，而看不到自己也是要相应为他人做出服务的；高尚的自我主义则是因为看不到（或不关心）他人的义务，因为它只看到他人是一个个可供自己服务的对象，而看不到自己也是木可以要求他人做出相应服务的。两者的主旨是很不同的，高下也就殊然两判，但在看不到自己，或不能把自我与他人同等看待，不能象看待他人一样看待自己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而之所以这样， 恰恰又是它们都采取了一种自我中心的观点。
而采取一种普遍的、超越自我的观点，则好象是上升到了天上，从上面往下俯视下面所有的人，这时，各个人及各个群体的分别和界限当然是清清楚楚的， 尤其重要的是，是各个人都是处在同一地位上，他们的形象决不互相遮蔽，也不近大远小，因为这视线并不发自平面的一点，也不发自一个中心，它是多中心或者说是无中心的，这是真正的〃一视同仁〃。平等和适度的义务体系必须从这种〃一视同仁〃中推出。
当然，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一双脱离任何主体的人的眼睛，并没有这样一种多中心或无中心的人的视线，我们这只是比喻，但是，人的思维却能进行这样一种不带〃我〃字的，超越自我的思考，人能够进行一种基于普遍观点的虚拟的、抽象的思考。我们实际上也常有这样的思考，只是片断而不系统，不能结出理论的果实而已。在西方的社会政治哲学中，自然法理论家、社会契约论者也一般都是从一个虚拟的自然状态开始。在罗尔斯的〃原始状态〃中，那个要选择进入哪一个社会的虚拟选择者是在为所有人选择，〃原初状态〃实际上正好是一种设计出来的普遍观点。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普遍观点仍然摆脱不了设计者个人的主观影响，但无论如何 ，是不是努力尝试做这种思考还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也确实要注意到，这种思考有助于纠正一个人的偏见，甚至使他得出他开始决不会想到的结论。
我们有可能遇到的一个质问是∶难道〃自我〃就没有一种普遍性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吗？难道所有的道德体系不都要求〃从我做起〃吗？难道道德不落实到自我，乃至不落实到自我的心灵能够持久有效地起作用呢？确实是这样，道德必须要求每个人都从我做起，而且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从我做起〃。问题是要弄清这是道德的第一事还是第二事？道德究竟应当以何者为先？是首先确立普遍的道德原则，还是首先确立道德的主体？是首先明确什么是义务，什么是正当还是首先考虑个人的德性、品格？在我看来，从社会道德而非个人追求的立场来说，前者无疑应当优先于后者。道德主体必须在对道德原则的认识和践履中确立，个人的德性和人格必须在履行义务中培养和完善。难道我们不是要首先明确一般的原则，然后才是个人的应用吗？难道在〃从我做起〃之前不应当先明白〃应做些什么〃吗？〃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这里确实有一种普遍性，如果我们不是讨论道德， 我们甚至有可能在〃自我〃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人生哲学，一种追求和信仰体系， 提出〃塑造你自己〃或〃实现你自己〃作为这一体系的理想。但是，如果我们是讨论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的话，我们一说到〃自我〃，一说到〃每个人都有一个道德自我〃或者说〃每个人都应当从我做起〃就已经是第二义了，就必须承认在这之前还有原则规范。道德自我必须首先承认原则规范的普遍性，通过认识和履行原则规范来成就自己。虽然原则规范也可以说必须通过人的认识来发现，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今天它们显然不能通过自我中心的观点来发现。 当代新儒家把第二义就视作第一义，把工夫就看作本体，其思想适合作为一种鼓舞和激动人的人生哲学、实践哲学，却不适合作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学。在道德领域中，在把自我与原则融合起来发挥效力之前，首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即首先要超越自我，想清楚那〃理〃、弄明白那〃义〃，这时不能使这〃理〃、这〃义〃受到〃自我〃的任何纠缠，然后才是努力合，才是讲践履一定要〃从我做起〃，讲〃以义正我〃，〃以理约我〃。总之，在〃行义〃时要唯恐没有〃我〃，而在〃明理〃时则要唯恐有〃我〃。
熟悉西方文化的人可能还会提出这样一种反驳∶圣经中耶酥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不也是很高很高的吗？他不也是要人们无限宽容、无限忍耐吗？那为什么基督教却还是成了支持西方道德一个最有力的精神基础呢？甚至我们就把西方的道德称之为一种基督教道德呢？一种宗教信仰是如何支持社会道德，乃至与之交叉，互相构成对方的一部分的问题确实是相当复杂的，这里有着方方面面的情况，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很难一下说清。我在此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基督教与新儒学还是很不同的，我们正需要从这些差别中去发现它们与社会道德的不同联系。其中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耶酥虽然对人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但他所依据的观点并不是自我成圣的观点，而是拯救世人的观点，即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观点，而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而一种人人平等的普遍观念，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已通过斯多葛派的思想，通过罗马法对西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了。基督教也接受了这一影响，并使这一观念进入了一个很高的精神层次。基督教的平等主义、平民主义色彩与古希腊文化精英主义的对照是很鲜明的。而且，耶酥也不是以道德之名号召的，他不是号召人们成为道德的君子，而是要传播救赎的福音，他虽然认为他的主要呼吁和要求并不反对，乃至还加强道德诫命，但它们本身并不是道德诫命，而是比道德诫命更高。在他那里，社会道德与个人信仰有着相当明确的区别，上述的〃无限忍耐，无限容忍〃等要求并不属于社会道德的范畴。此外，我们在基督教的道德要求中，也看不到多少自然血缘的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一自然的脐带，便传统伦理很不容易超越自我的观点，因为这一自我不是纯粹的自我（纯粹的自我乃至良知反而可能比较容易地超越自身，这一点我们在绪论中已有所涉及），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