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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职责。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可以被我们用来说明康德心目中的道德楷模和进路，也颇能说明对义务的敬重是怎么一回事。这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办了一个小银行，吸收了一些小额存款，然而，由于某些他本人无法料到的情况，在一次席卷范围很广的金融危机中，这些钱全都损失了，银行不得不宣告破产。于是，他带领他的家人，决心在他的余年通过艰苦的工作和节衣缩食，把这些存款全都退还给储户。一年年过去了，一笔笔退款带着利息陆续被寄回原先的储户，这件事感动了储户们∶因为他们知道，银行的破产完全是一个意外，而并非这个人的不负责任或有意侵吞，他们虽然因此都遭受了损失，但这损失摊在许多人身上毕竟不是很大，比较容易承受，而摊在一个人身上却是非常沉重的。何况，这个人的努力偿还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的内疚和善意。他们便联合请求这个人不要再偿还欠他们的存款了。然而，这个人却认为还清欠款是他的义务，他只有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才会感到心安，他照旧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为此放弃了许多生活中的欢乐，没有闲暇，没有另外创立事业的可能，这件事就成了他一生的使命，他精神专注、目不旁鹜、锲而不舍、高度虔诚地只是做好这件事，终于，他寄回了最后一笔存款，这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接近了生命的终点，他在这一生没有实现自己年轻时就怀有的远大抱负，没有创立什么辉煌的事业，因为他的后半生完全被拖进了这件事，他似乎只是被动地、 不断地在一个个命令的召唤之下活动∶〃还钱！〃〃还钱！〃〃还钱！〃然而，与他所做的这些平凡的事情相对照，是否还有比这在道德上更辉煌的业绩呢？与他这些看来似乎被动的行为相对照，是否又有什么行为比这呈现出更崇高的道德主体性呢？
〃还清别人存在你这里的钱款〃，这确实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而是做人的一个基本义务。平常做到这些事情也并不难，但有时候却很难很难例如处在上面发生的那种情况之下。这时，能否履行这一义务，就有赖于对义务的一种敬重心了。在通常的时候，明智、利益、爱好可能都会支持自己去履行义务，但当我们遇到上述情况、遇到履行义务将把我们投入非常窘迫的境地，甚至带来死亡时，诸如明智、爱好一类动机就会悄然撤退，我们就必须独自依靠我们对义务的纯然敬重之心来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
所以，康德强调义务心的纯粹性，强调它与爱好、喜悦无关，而只是对义务的敬重，认为我们只能从对法则的敬重心中汲取动力，义务并非赏心乐事，义务在这方面带给人的主要是心灵的平静和安宁。欢悦至多是履行义务中的副产品，而且这副产品也并不总是出现，而如果在履行义务中始终期待着欢悦，甚至以它为鹄的，那就会把人引向危险的方向，离真正的道德越来越远。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列举的有关什么样的义务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的例子可能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似乎只有那种痛不欲生时仍保存自己的生命， 生性冷淡却仍努力助人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而我们知道，人的实际动机经常是复杂的，各种欲求是纠缠在一起的，在正常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其它的考虑（如明智）来协助义务心呢？为什么要有意克制在敬重义务的同时所自然产生的欢欣呢？席勒曾写诗批评康德对〃爱好〃的压制，讽剌说∶〃难道我先要努力蔑视我的朋友，然后再怀着厌恶去做义务命令我去做的事情即给他以帮助？〃16
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也许只能说康德因为要强调敬重心与爱好心之间的对立，所举的例子有些不妥，但这一原理并没有错，外表合乎义务的行为与本于义务心的行为并不一样，只有本于义务心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而我们要真正从道德上判断，一个行为仅仅是合于义务还是也同时本于义务心，往往只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在其他非道德动机与快乐撤走时才看得最清楚。
当然，我们不应否认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主体伴随有快乐的义务行为可能也有道德价值，但这一行为之所以有道德价值，还是因为在这主体那里存有对义务的敬重心，而不是因为他感到快乐。这里的关键是，只有强调对义务的纯然敬重心，强调要以它作为道德行为的动力， 才能够使义务圆满、原则一贯，命令也确实是绝对命令。义务决非是我们喜欢就履行，不喜欢就可以不履行的事情，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能愿意履行我们的义务，甚至乐意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我们确实都可能碰到我们也许不愿意履行这义务、履行它们甚至将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少数特殊情况，如果说这时候就可以不履行义务（这时不履行确实常常能得到人们的谅解），那么，义务的普遍性、原则的一贯性、命令的绝对性又从何谈起？在这样一些特殊情况下，道德主体所能依赖的也就是对义务的纯然敬重之心了，而使他在正常情况下的义务行为具有道德价值的也是这种敬重之心，只是在这特殊情况下这一敬重心更单纯、更明显、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罢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时候，一种平凡的履行义务的行为会突然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使目睹这一行为的人们的心灵也深深地为之感动，而这一行为的主体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就象我们在上述〃偿还欠债〃的例子中所见到的一样。
而我们要批评康德的地方并不在这里，并不在其贬斥爱好心而推崇敬重心，我们想提出质疑的问题是∶人对义务的履行如果并非以爱好心作为动力，那么他是否能得到除敬重心之外其它情感的支持？按康德的解释∶敬重心是纯粹由理性产生的情感；那么，它是否就是唯一的道德动力呢？人们的其它情感是否就一无可为呢？在直接面对一个行为时可能确实是象康德所说的那样，人必须以一种对义务的敬重心而履行义务，但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我们就会发现，恻隐或同情也是道德动力的一个源头。 而且，这一恻隐之心也是纯粹的道德情感， 与任何自私、明智、爱好无缘，这我们已在他处予以证明。那么，为什么要忽视它的作用呢？
人并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也并不只是理性才能支持道德，如果说只有理性才能支持道德，那我们未免太低估自己了，那就是把我们自己一分为二，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东西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理性与感性完全对立起来了。而且，我们认为，提出〃恻隐之心〃作为根本的道德动力之源，可以为〃人何以会产生对道德法则的关切和兴趣〃这样一个难题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答案。康德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无法得知的，这可能确实是凭纯粹知识理性无法得知的，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恻隐之情无可置疑的存在和不可抑制的涌现却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证据∶证明我们每个人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关怀一切有理性者，甚至一切有感性者，因而也不能不对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普遍道德法则产生关切和兴趣。
当然，恻隐之心必须通过理性的中介才能真正持久和一贯地发生积极的作用，对一个道德践履者来说，恻隐心必须转化为对义务的敬重心，他必须按照道德原则行事，听从普遍法则的命令，而不是为突然涌现的恻隐之情所左右。卢梭认为良心（主要是同情）始终绝对无误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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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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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敬义
四、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
卢梭的想法只是说明有许多条路通向夸大人的能力，美化的人的本性，从而导致以人为神，造出种种人格和社会乌托邦的事实。我们在前面评述康德所论对义务的敬重心时，已经提到过〃人的有限性〃是一个特别值得发挥的概念，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个概念在个人道德上的意义略加阐发，18而这也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