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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表现的同一种彻底的恕道了，其中一个比一个更超脱。
以上四种反应∶第一种不计对象，不计手段地向社会报复，其不义性质显而易见；第四种很高尚，很豁达，但不是我们所要说的普遍义务（而且有时还可能有悖于义务）；我们需要辨别的是中间两种反应∶即我们对冒犯者是不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在此不涉及战争等集体对抗的特殊情况，而只是谈公民范围内的人际交往。我们在个人受到〃己所不欲〃的事情时怎么办？是否
此时对施加这一行为者可以不再遵守〃勿施于人〃的原则？这一义务此时是否容有例外？我无辜遭人痛殴时难道不可以还手吗？我深夜回家发现一个窃贼正在我的住宅里偷东西，难道不可以悄悄搬走他放在一旁的自行车再去报警吗？我这样做能算是偷窃吗？这些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只是发生在紧急关头，出现了另一种可凌驾于其它义务的义务，旦按严格的定义来说，在此还手只是自卫，而搬走小偷的自行车也不是偷窃，它们还是包括在我被殴打、被偷窃这一事情之内，而不能够单独地予以观察。
但是，如果事过境迁， 我仍然蓄意袭击曾殴打我者，或者策划对我怀疑是偷窃我者进行一次偷窃，这看来就脱离了原先的事情，而可以独立出来加以考虑了。我们无法在此深入分析各种细节，但却可以一般地说，我们不能够以欺诈回击欺诈，以侮辱回击侮辱，以不义回击不义，以不道德的手段对待不道德的手段。因为，很显然，如果这是原则允许的话，那将只要有一个人行不义，就会形成一长串不义的链条而危及社会。这链条总得有个中断，那么就得尽早让它在我们这里中断，而且，我们也还可以用其它正当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合乎道德与否的判定实际最后都要落实到手段上，即落实到行为上，对人及其品质的评价最后都要归结到对行为的评价，即对他追求自己目的的手段、方式的评价，对目的的评价不易客观化，每个人都可能觉得自己的目的是正确的，而对手段的评价却比较易于客观化。而重要的是，有些行为手段按其性质来说，完全可以肯定是人类普遍所不欲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在横逆袭来的时候也要努力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坚持实行恕道，坚持不行不义，这是对我们的真正考验。
诚信、忠恕这样一些基本义务都有这样的特性∶它们本身要求并不高，一般人在正常情况下都能够不费力地履行，但是，当我们处在某些特殊境遇中时，坚持它却十分困难，而且，这些很困难的时候又往往是这样的时候∶如果坚持它则十分高尚，如果不坚持它就将堕入卑鄙，在高尚与卑鄙之间没有平常的大块空场可以存身。因此，一个本来只是要做一个正直者的人，但命运，或者说那种非此即彼的边缘状态却使他成为一个非常伟大高尚的人，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渺小的卑鄙的人。要经受这一考验就需要我们注重平时的努力，〃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小事都不能忍，一触及发，〃睚怨必报〃，当有声色之诱，权位之重，横逆之来时又何能忍？何能恕？此时〃苟患失之〃，就可能〃无所不为〃。作为基本义务的忠恕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而只是要求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对别人做我们自己不愿遇到的不义行为去保护我们的正当权益。
以上所说的〃声色之诱〃、〃权位之重〃和〃横逆之来〃三种情况，其中第一种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第二种是居上者容易遇到的，第三种是居下者容易遇到的。 这三种情况基本上可以涵盖难于实行
忠恕之道的主要情况。而从合理的社会条件来说，当然是以如何解决第二种情况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这种解决包括从制度上合理地分散和限制权力，以造成一种使人们不能不相互容忍的社会条件，同时也应包括培养一种合理和适度的容忍观念和态度，即不仅仅是不能不相互容忍，而且确实从心里有所不忍，乃至上升到从心里和行动上习惯于尊重他人的权利，这两方面的努力应当说均不可少。
1959 年 3 月，胡适曾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容忍与自由〃，他的意见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殷海光随后也发表了一篇回应的文章，他肯定了容忍的意义，但同时认为∶〃容忍的态度不可漫无限制，应该有一限度〃，二十多年后，林毓生又发表了两篇长文，分析胡适、殷海光，以及毛子水所论的〃容忍与自由〃，他特别指出了制度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即如何通过对待与限制社会上政治权力而使社会变成容忍的社会，因为容忍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容易做到的，因而容忍的道德与心态缺乏一种普遍性，难于从每个人的道德意识和心理状况中产生出来。17
问题在这些一步步的讨论和分析中应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容忍〃可以被包括在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忠恕〃之中，虽然它并不能涵盖〃忠恕〃，而〃忠恕〃却可以涵盖它。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上面对〃忠恕〃的讨论是可以给〃容忍与自由〃的问题带来一些新的启发的。
这里的关键看来在于区分两种道德、两种容忍。其中一种道德是有关个人追求的道德，是较纯粹的〃私德〃，它所主张的容忍当然不是有限的， 而是可以无限提升的，从而，它也就不是所有人、或多数人都能容易做到的，就不具有一种现实普遍性；还有一种道德则是有关个人义务的道德，即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个人义务，这样，它所主张的〃容忍〃就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是无度的，而是适度的，从而，它就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难做到的，也是所有人在义理上应当做到的，这样，这种适度的〃容忍〃就具有一种普遍性。
所以，如果胡适所倡导的〃容忍〃是指这种适度的容忍，那么，他所说的并没有错；而殷海光则更明确地指出了容忍应该有一个〃限度〃。问题是，殷海光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何为适度的〃容忍〃，而当他说到容忍很难，以及〃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时，他这时所谓的〃容忍〃甚至连上面所说的第一种〃容忍〃的道德涵义都失掉了，而只能理解为是〃逆来顺受〃。〃容忍〃是否还是一个德性也都成为问题，这样就混淆了概念。
如果在殷海光那里，〃容忍〃的含义还只是有些含混的话，林毓生看来则是把〃容忍〃主要理解为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私人性质的，要求很高的德性，所以他认定它缺乏普遍性。这反映了传统〃道德〃观
会对于我们的深刻影响。因为，确实，传统的道德观发展到后来主要是一种自我希圣希贤的道德观，它所主张的恕道是一种很高的恕道。这种恕道对于建立自由民主的法治社会确实没有直接的意义，对它如不予以恰当理解和区分，甚至还有可能妨碍这种社会的建立，但是，如果不止是这样理解〃道德〃，如果把〃道德〃也理解为不仅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规范， 而且理解为是制度本身的正义原则，就象Rawls 、Nozick 、Dworkin 、Hare 等许许多多西方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所理解的那样，那么，〃道德〃对民主法制就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 在这一点上， 殷海光所说的〃道义之为根〃，就比〃政治的非道德化〃的说法具有更深刻、更贴切的意义。
传统的道德为什么难于确定出适度的忠恕、适度的〃容忍〃呢？这当然有各种原因，而从思想观点上说，首先自然是因为它的自我定向，自我观点，它没有发展出一种系统的普遍观点；其次，与此相联系的就是， 它也没有能发展出一种〃权利〃的概念，也就更不会把〃权利〃作为一个道德的概念来看待了。而只有与〃权利〃概念并行的〃忠恕〃概念才能持久一贯地趋于适度。
因此，我们之所以在本章中不遗余力地寻找和确定作为义务的〃忠恕〃的界限，一次次明确地划定它的范围，正是由于我们意识到∶〃忠恕〃中虽然已经含有可为我们今天所用的丰富资源，但它又同时受到传统社会中一些过时观念的纠缠，我们对它不能不予以仔细的分析和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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