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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反复说过，传统良知论要真正实现自身的超越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同时又基本不改变自己的原样还是很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某些基本前提∶例如能不能在最高的思想层次上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人的主观性的局限性？承认人的直觉的局限性，这不是只通过玄谈天地人合一、心性天合一、或者说良知也具有最高的客观普遍性就可轻易解决的，这意味着要放弃某些基本的前提，甚至〃心性儒学〃是否还能再以〃心性〃给自己命名都是疑问。无论如何，这一学说现在通过牟宗三等人的努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这同时也就是一个极端，再往前已经没有多少路可以走了，理论上也已经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了，它是否还能够别开生面，乃至跃向一个新的高峰呢？当然，不管情况怎样，把一条思想的通路走到底仍然是一件好事。
在伦理学中，我们不仅不宜把良心说得太玄，也不宜说得太高。这里所说的〃高〃包含相联系的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在内心无限提高道德义务的要求，如提高诚信的要求，不仅不违初言，而且不违初心；不仅要与人交而有信，而且要使内心充满完全纯粹的诚意。但这样一提高，就实际已越出了社会道德的领域而进入了自我人生追求的领域了；因此，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就是指无限提升，进入一个至高的精神境界，进入一种洒脱胸次，获得一种曾点气象，体会到一种孔颜之乐，乃至融入一个〃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也就是说，进入这种境界的通路是道德的，但这种最高境界本身却已经不是道德的了，这种境界现在是人生哲学的，审美的，或者准宗教性质的了。
然而，有多少人能进入这样一种至高至神的境界呢？若把这个问题与〃有多少人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正直的人〃的问题比较，对后者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绝大多数人都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正直的人，而对前者我们却不敢这样说。问到前一个问题，就象我们问〃有多少人能够成为艺术大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宗教圣徒〃一样？实际上我们心里清楚，只有少数人，乃至很少数人能够达到或接近这一目标。我们现在所提的问题看来是一个很俗气的问题，是一个学者们不会轻易提出的问题， 但我相信它还是有一种逼人的不容忽视的力量。理论上也许可以说∶〃能够〃是一回事，〃可以〃或〃应当〃则是另一回事。〃能不能够〃的问题并不影响〃可不可以〃以及〃应不应当〃的问题，前一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并不影响后一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但在我看来，这一说法对于人类精神追求的领域（如宗教、艺术）可能是这样；对于人类规范的领域（如法律、道德）却不是这样。而我们所讲的正是道德，道德与法律一样，也要考虑到规范约束的强度，义务是否能够普遍地为人们承担的问题，也就是说，也要考虑到〃能不能够〃的问题。〃法不难人所难能〃，道德虽然比法律的要求要高一些，多一些，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要遵循〃义务意味着能够〃这一准则。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道德不是还需要一种追求崇高和无限的精神给它以支持吗？这样，倡导一种成圣的精神和人格榜样（那怕实际上很少人达到）不就也具有一种理想的普遍性，具有一种激励、号召、支持和引导的巨大作用吗？确实，就象一个俄国作家曾经说到，十九世纪末，仅仅因为有了一个托尔斯泰，就使俄国作家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和道德水准（当然，我想我们也不能忽视如契诃夫等人的作用），曾国藩也曾在《原才》一文中说到∶〃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确实，这是传统精英等级社会中士大夫的一种典型心态，而在当代新儒家学者中，也有一些人仍持有这种心态。
但是，我们在此不要忘记，要使这种很少几个人强有力地影响到多数人的现象发生必需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一、两个人必须居于某种高位，我这里所说的〃位〃不仅仅是指权力地位、社会地位，而宁可说是指一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地位，也就是说，这少数高尚者确实广泛地为人所知，为人所敬，许多人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愿意仿效他们。传统中国社会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具备这一条件，那时社会上的文化和道德精英经常能脱颖而出， 获得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地位。然而，今天这些条件还依然存在吗？今天处在最有影响力地位上的是那些人？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继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向平等大众社会转化的过程之中，虽然很多变化的趋势还看不明朗，但和传统社会确实有了〃天壤之别〃。
第二，还有一个方向的问题，即这少数人的崇高精神是否能与这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趋势基本合拍，从而能在当代就对人们的道德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一个走向平等的大众社会来说，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普遍化、社会化，平等化和适度化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然而，一种强调自我成圣的人生哲学是否能给它奠定坚固的基石呢？如果说到道德的楷模作用，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能在任何情况下，即使面对巨大伤害乃至死亡也仍然坚持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的人（不管他的终极追求是什么），不是比一个一心一意追求自我完善的人，对人们更具有一种道德的鼓舞和激励作用吗？
我们还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良心〃一词的用法中，得到对我们的观点的坚强支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人们一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有良心〃和〃没良心〃这样一些说法进行道德评价。 比方说，一个人赡养和关怀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和邻里会说∶〃这孩子有良心。〃。而如果一个不关怀乃至虐待他的父母的人，人们就会说∶〃这个人没良心！〃然而，赡养和关怀父母不是一个人的基本义务吗？由此我们看到，〃有良心〃并不是很高的赞辞，而〃没良心〃却是很严厉的谴责，这正说明日常生活中的〃良心〃主要涉及的是义务，而且是基本的义务。因此之故，履行了基本义务才不必给予很高的赞美，而不履行基本的义务却要给予很严厉的谴责。
我还可以举一个我在文革中亲见的例子，当武斗流行，人们几乎都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老职工还是坚持每天工作，当有人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说∶〃我是凭我的良心。拿了钱就要做事，这是天经地义〃。这也是一个说明日常用法中的〃良心〃所涉及的只是义务，并且多是基本义务的实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良心〃并不玄妙，也不高远，是纯粹道德的范畴，而我们现在在伦理学上使用的〃良心〃概念，也正是要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那么，为什么传统良知论会把〃良心〃说得那么玄，那么高呢？我们可以指出三个原因∶第一是中国传统学问强烈的实践倾向。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但这句概括的话可能只是比较适合西方的情况，却不太适合中国的情况，所以，中国读者读到这段话远不象当时许多西方读者那样觉得有一种解放作用。中国的学问从来都是努力致力于改变世界的，而且主要是人文世界。而要改造这一世界最迅捷最有效的路莫过于发现本心，首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调动自己内在的丰富资源。我们前面指出过，中国的思想家不太关心解释良心的〃前半截〃，不太关心解释它的来源、性质和分析它的成分和要素；但却特别关心良心的〃后半截〃，关心它的功能、它的导向、它的目标，这目标就在它自身一种自我提升了的内圣境界，或者完整的说，一种具有完美德性的圣贤人格，正是由于对这一目标的全神贯注，使他们充分体会到内心的丰富资源，同时也由于期望着直接迅速和全面地把握本体， 由于对目标的强烈期待，使他们极其重视工夫， 并最终把这种内心工夫也看作本体（〃即工夫即本体〃）。
第二是儒学发展的自我定向。原始儒学从秦汉发展到汉唐，其社会伦理的一块已基本成熟、定型，而其〃内圣〃的一块却没有明显的进步，而当时儒学面对的外部挑战主要是来自佛学，来自一种非常精致和复杂的、强调内在的明心见性而成佛的宗教哲学，由于这一挑战的激励，同时也由于吸取了挑战者的一些思想精华，宋明儒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