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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社会或民族文化（包括道德）的精神命脉可能只有，也必须有少数人真正深刻地领悟、 理解和把握，但这主要是人生哲学、价值哲学或宗教领域里的事情， 而不是伦理学的主要工作。而且， 我们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崇高的精神与社会伦理有何种联系，它是否能够作为基石直接支持社会的伦理？
总之，我们看到，传统良知论应用于今天的社会伦理领域确实有所不足。我们说如果熊十力的话能够不仅震憾牟宗三，同时也能够说服冯友兰，那就很好了；同样，如果牟宗三的话也能够不仅震撼和吸引他现在的高足，同时也能说服和吸引一些很理性的学者，比方说韦政通，那就很好了。但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如果把良心理解为一种直觉体认，把它说明得那么玄、那么高，这种说服是否能够成功。这可能完全是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是两个不同的精神领域。
我们不敢贸然闯入形上学的领域，但至少在伦理学的领域内，我们可以说，仅仅自我去揣摩、体会和领悟，或者向人大声疾呼那一个玄妙的、高远的、没有具体和明确内容的良知对我们是远远不够的。老子、庄子等伟大的道家思想者也经常告诉我们，道〃不可说〃〃不可说〃，但是，他们并不自居为一个道德家，一般人也不这样看待他们。而传统良知论却一直是被人们这样看待的，甚至被认为是伦理学的正宗。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越来越感到它今天更适合被看作是一种很高尚（但又未成为宗教）的人生哲学而非伦理学。而在今天价值追求日趋多元的平等社会里，它还无法成为一种支配性的价值体系，而只能为少数人珍藏和宝爱， 但伦理学却不能这样，它必须去回答从社会制度是否合符正义到个人交往是否合符道德等一系列问题，它必须是普遍的、普适的，必须面向整个社会、面向所有人。
即使是处在一个精英等级制的社会，王阳明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是一种人生哲学，价值哲学，也总还是不仅想要求一种理想的普遍性，而且还要求一种实践的普遍性，不仅想要求一种价值的普遍性，而且还要求一种义务的普遍性（且不管它是否能够得到）。所以，王阳明在对〃天泉证道〃的解释中，从实践角度还是更首肯钱德洪的意见。如果我们对颜子、明道都不敢轻许为能一下悟透本体工夫的〃利根之人〃，甚至我们想到连孔子也不自居为〃生而知之者〃，那么，我们又何敢夸耀自己的〃会根〃或〃悟性〃？
直觉良知的〃不可说〃，〃不好说〃，不仅要影响到道德实践，也将限制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在传统良知论中，一方面，所有概念都是相通的，由此可以悟彼，由彼可以悟此，而任何明确或固定的尝试都将是一个错误，一切都是相对的、流动的，一切都只有通过整体才有意义。因为直觉确实是综合的，直觉必须是一眼洞穿，一眼见到全体。另一方面，这种相通，这种合一，又确实倾向于封闭自身，确实倾向于内敛、收缩到一点这一点当然很伟大、很高明，但问题是如何达到的这一点，是经过众多的经验的，理性的发展环节，还是径直通过一种直觉达到的这一点。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时曾经注意到中国特有的一种有机的、综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很有意义的，但遗憾地是主要对于西方才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它却有可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易经宇宙图式的迷醉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例证（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在迷醉，似乎现代科学早已都潜含在易经的总体模式中了）。如果把这种思维方式的世界图景与爱因斯坦提供的世界图景做一类比（虽不完全确当），那么，诚然，爱因斯坦是在牛顿之后，爱因斯坦的世界图景比牛顿的世界图景是以一个更大的世界为基础，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世界更高、更远、更神，但是，〃有谁能说牛顿的那个阶段不是一个有着根本重要性的阶段呢？〃⑨爱因斯坦是在牛顿之后，他的思想不仅是从牛顿那里发展过来的（当然也有断裂和扭转），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前面有一个牛顿才特别有意义。如果一步就跨到爱因斯坦，如果津津乐道于爱因斯坦式的世界图景，那么不仅可能不会再产生牛顿，自身也可能要失去意义。任何一种理论，看来都必须通过限制、区分、分化、外化才能得到发展，而不宜过早地追求可能本来就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圆满具足〃。
当然，传统良知论在人生哲学的领域里一直是很有意义的，它也曾对传统社会的道德发生过巨大的影响，问题是，如果它要对现代社会继续发挥这样的影响，就必须有某种根本的转化和突破。这一突破的关键看来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普遍化，我们看到，从孟子到阳明都是很强调普遍性的，象山有许多话是很感动人的，如他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以及那段著名的〃东海有圣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同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但这里还是一种由内而外，带有人称的普遍性。能否进一步超越？比方说，能否使一种普遍绝对的理摆脱〃圣人〃，乃至摆脱〃圣人之心〃？但这如何可能呢？这不是要否定其基本前提吗？所以说，传统良知论要超越自身很难，要触及根本前提，要有一番大死大生的工夫。
宋明儒为了使〃理〃具有绝对普遍性，也确实费了不少心，如诉诸于天，区分人性的不同层面等等，但无论如何还是离不开〃人〃，乃至离不开〃我〃。不过，据我的愚见，从阳明一派的思路实际上有可能比程朱一派的思路更容易超越自身而发展。 这看来是不合常理的，因为阳明一派比程朱一派更强调主观性， 更强调内敛自足的精神。但是，虽然两派的思路同样都过于依赖于人；也过于局限于人，不容易做一种非人格的超越而普遍的思考，（注意，是否能够使思想完全摆脱人的主观性是一个问题，而是否去努力使思想摆脱主观性尤其是不要执着于主观性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这方面，从中国的特殊情况来看，局限于〃心〃却可能比局限于〃性〃反而更有希望摆脱某种人的主观性，因为从传统的解释看来，〃性〃与人的联系要比〃心〃与人的联系更紧密、更全面。〃性〃还有〃生之谓性〃〃气质之性〃的一面，几乎完全坐实是人的〃性〃。〃心〃则没有这一层纠葛。我们这里所说的〃心〃也就是精神，而这种精神未曾没有可能摆脱第一人称，甚至完全摆脱人称而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的思考。所以，在传统社会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程朱一派的儒家学是更适合这一传统社会的，故其学说在历史上比陆王一派的学说有着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影响，它在理论上也比陆王一派的心学较为持中，较为兼顾，较为说理，也较为平心静气，但却可能正因此而不象陆王心学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更能激发和挖掘自身的资源来应付严重的挑战，所以，在近代以来儒家哲学的发展中，陆王一系的发展更为突出。
但是，我们反复说过，传统良知论要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