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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浮现出他的面容：清瘦的脸颊、略小而精神的黑眼瞳、高高的颧骨、醒目的络腮胡子。当然，其他人也一样活在我的记忆中，如生前一般鲜活：翟玉祥、李春红、廖沙、王林、吴静……有时你会觉得，人的回忆真是奇妙而不可思议：你在回忆中，
可以找回失落的一切；我对你讲述从前的故事，我便在回忆中重新经历了过往的日日夜夜……
还有，在回忆中，我永远年轻；那些当年阵亡的人，最年长的翟玉祥还不到四十，其他人大都二十左右，至今一闭眼，我总是见到他们青春的容颜，耳边响起年轻的笑声。
还有关于廖沙的一点事需要补充：据后来听说，停战以后，朴京淑到底找到了师文工队，抱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一头黄黄的卷发，模样颇似廖沙。文工队员们都争着抱这个男孩，给他塞了许多糖果……朴京淑说，她知道廖沙还活着，现在
停战了，特来看望他，并要求部队领导不要责怪廖沙，一切都是她的缘故；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批准廖沙不再回国，而留在朝鲜，和她成为一家人。
不用说，这次朴京淑确切得知了廖沙牺牲的事——这位美丽动人的少妇最终抱着孩子悲切地洒泪而去。
这件事让我想起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据说停战以后，朝鲜方面的妇女联合会曾给金日成写信，要求金日成向毛主席提出，给朝鲜留50万中国志愿军——由于战争的原因，成年男人大批战死，使得朝鲜人口比例严重失调，据说妇女和男子的
比例达到一比十八。听说金日成看了妇联会的信，为此流了泪。陈赓大将倒是说过，留就留几十万吧——却被彭德怀元帅数落一通：你陈赓说了能算数？你说留就留？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传说此事毛主席最后没有同意。不过实际上后来志愿军里，也有不少人因各种原因而留在朝鲜，成了朝鲜的普通公民……
——但这件事毕意是传说，其可信程度值得怀疑：朝鲜妇联会居然会狮子大开口，一下子要求留志愿军几十万人？不过，我们可以从这野史传说中，窥见一个真实的信息：朝鲜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还有，不能忘记的是：确有数十万志愿军官兵留在了朝鲜——永远地长眠在朝鲜的山山岭岭之间。
即便是最后幸运地胜利回国的志愿军，其中亦有大批的负伤者。只看我们伤亡远较连队小得多的师文工队吧，不说廖沙、王林、吴静，单只文工队春夏秋冬四朵花：春红、苦夏、秋月、冬茹，四朵花只剩一个刘冬茹完好无损，其余三个非死即
伤。秋月从前拖着两条让她引为骄傲的美丽大辫子，却因车祸生生连头皮拽掉。虽然捡了一条命，但是回国后几十年都不敢当众摘帽，再酷热的夏天也捂着一顶帽子；直到前些年有了假发套卖，她才开始戴上了假发。
而我的右腿被地雷炸伤后，经战地医院的简单包扎处理，被转送到通化治疗。
住了小半年医院，伤口化脓，出绿苔，医生说是骨髓炎，要锯掉我的腿。我倒是无
所谓：蔺有亮因我而死，令我肝肠欲断，痛不欲生；命都可以不要，锯条腿又怎样？
倒是王统之队长路过通化看我，得知了这个情况，找了医院领导反映，说这么年轻
的女兵，锯了腿容易，再长条腿可难了！以后她一辈子拄拐怎么过呢？经王队长做
工作，院方才决定暂时不锯我的腿。后来找了一个专家医生，他用筷子卷了棉花，
捅进我腿上的伤口，流了一杯脓；之后决定打开伤口，一看，肉里边全是霉绿的腐
肉，就用青霉素给我清洗，用小刀割绿肉，洗一点，割一点，慢慢把烂肉全割掉……
伤口创面大，不易愈合，便植皮。先从左腿割一块皮给伤口植皮，不成功——
皮割薄了；后来又从右大腿割了一块，这回植皮成功了……谢天谢地，我总算保住
了伤腿没被锯掉。不过以后多年来我都穿着长裤，二十多岁的女子，不管天气多热，
我都没敢穿过裙子。因为我怕露出那条伤腿——那深深而弯曲的疤痕，红亮发紫，
似一条毒蛇攀附在我的腿上，看上去是触目惊心的狰狞和丑陋！
伤好出院后我就因伤残复员到了地方。以后的经历没什么更多可谈的了。比之
在部队入朝作战这几年，以后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加起来，在回忆中似乎还不如在朝
鲜的两年丰富。那几年部队生活，好似预支了我一生的时光，使得我从此之后的日
子在平静中过得飞快。时光荏苒，一晃就要了却此生……
记得大概是1955年春天，我回到宣化，特意去看望蔺妈。那时，她老人家已经
六十八岁了，一直在为我看守着父母留下的房子。那时她早已得知她的侄子蔺有亮
牺牲的消息，见到我，她摇着头，白发拂动老泪横流。而我，见到蔺妈仿佛又见到
蔺哥，又想起几年前蔺哥从宣化带我上路时的情景；想起我那当年气息奄奄的老父
亲和我的慈爱的妈妈……我看到，在蔺妈的照料下，我家位于鼓楼前的房子，所有
摆设一如我走时的模样，只是再不见双亲。回首往事，短短几年，竟然恍若隔世，
让我不由得潸然泪下。
那一次，我把几年的积蓄大部分都给了蔺妈，而家中连房子带家具和用具统统
交由老人使用和处理，以求让老人安度晚年。此后若干年，我很少回到家乡，怕的
是触动悲痛的回忆。后来，文化大革命那乱糟糟的十年当中，听人说蔺妈已经过世，
而我却没能抽空赶去为老人送终。待到后来终于找时间重归家乡的时候，只能见到
蔺妈的骨灰盒……而我家临街的几间房子，也已几经易主，变成了一家出售玻璃和
建材的商店。站在柜台里的一位戴着蓝布套袖的售货员小伙子盯着我发问：
“找人吗还是买玻璃？”
我摇头笑笑，仍在店门口驻足留连，不忍离去。
“要是不买玻璃，就别守着门啦。”售货员皱着眉头说，“影响我们营业。”
我只得诺诺离去，几步一回头，大有沧海桑田之感。
离开部队之后，我痛定思痛，下决心忘掉从前，抚平心灵的创伤，开始新的生
活。我转业到地方，远离了老部队和老战友。我还有意避免与老战友相聚。几经辗
转，我先后在阿城、沈阳工作，后调进北京，在一家科研院所的资料室当资料员，
一干几十年。其间，也和普通女人一样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当年那轰轰烈烈的
赴朝作战，好似从此与我无关，以至和我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同事，都没有人知道
我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并且是一个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前些年，我的老伴突发脑溢血辞世了。他与我在同一家科研院所工作，担任行
政干部，老实而勤恳。在此之前，我也早办了退休手续。女儿在公司上班很忙，儿
子在美国。我时常独守空巢，越来越多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我也开始参加一两
次老战友们的聚会。让我欣慰的是，我们师文工队当年的战友们大都健在，生活得
平和安定。或许是坎坷磨难早已经过，随后的几十年倒显得平平安安。秋月后来和
王队长成了亲，六十年代初二人转业到青岛。赵玉林从朝鲜回国后不久便转业到保
定歌舞团，一直工作到退休。刘冬茹战后嫁给了我们师一个军务科长，以后她的丈
夫调进总参谋部工作，她也跟着进了北京，她最后退休时的单位是总政话剧团……
还有一件我们这些老战友都没料到的事：当年在朝鲜战场上， 1951 年秋季防
御战之后，我们师文工队那个投敌的范进——此人居然活着；不但活着，还曾经回
过大陆，到过北京。据说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到了台湾，以后又去了美国……难怪我
曾经接到过一个匿名电话：只打听原零七师文工队老战友的下落，却不说自己姓甚
名谁。电话中，那个显得苍老的声音把廖沙、王林、春红等人都问了一遍，令我疑
窦丛生：莫非是死人复活？又来打听几十年前牺牲者的下落？直到他问到我是否还
与翟玉祥团长在一起生活时，我才依稀想起当年文工队那个范进。我再次询问对方
是谁，依然遭到婉拒——对方推说是替别人打的电话，终不肯露出庐山真面目……
我事后想，范进到底算是从我们的队伍中背叛离去的；如今五十年过去，现在的他
不论是一个在海外靠退休金生活的寓公，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