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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事情却有了转机——
时间已是那年的初秋。一天，我按预约好的时间前往北京平安里附近采访一位原志愿军文工队员——现已退休在家的老同志。
令我吃惊的是，这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同志依然住在筒子楼里。
楼道不算窄，但被两侧摆放的煤气罐、案板等挤得只剩下容一人走过的空间。空气中弥漫着厨房和卫生间的混合气味儿。我向一位在水池边洗碗的中年妇人打听我的采访对象。她把头一转，朝走廊里大喊：
“老郭！有人找你——”
“哎，来了来了！”走廊里不远处的一扇纱门被推开，一位穿白衬衣、蓝裤子的老汉迎了出来。
没等我自我介绍，他便殷勤地把我让进室内。
一进门，我以为走错了地方，靠墙一侧竖着两个货架，上面摆着烟、酒、卫生纸等杂货。墙角有一个灰白色的大冰柜。自然，屋里也少不了床、沙发以及衣柜、台式电脑等家用品。朝阳的大窗子下边的一扇玻璃被改成推拉式的，此刻正敞开着。
我在沙发上刚刚落坐，就见玻璃窗外露出一个男孩子的头，喊道：
“郭爷爷，我要一根双棒儿！”
在我与他的谈话中间，不时有顾客光顾：有的买两袋鲜奶，有的买一盒香烟……见我时时停下记录，等待他从售货窗口返回，终于抱歉地解释：
“退休了，开个小杂货店，又为群众解决困难，又为自己添点零用钱……”
之后，我从他的介绍中才知道，他是八十年代中期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地方的，先是在附近一处街道办事处工作，后来就离休了。由于街道办事处没有住宅房分配给他，他就一直住在部队营区的筒子楼内。
“谁管呀，说起来是离休老同志，可街道上没房，部队嘛，你转业了还撵你，
这筒子楼也不是合法住的……凑合着住呗……”
显然，对于他的生活状况虽不满意，他也恬淡处之，并不愿多谈。话锋很快转到我要采访的正题上。
时值八月末，燠热尚存。我们啜着他预备好的凉茶，听他讲述赴朝的经历。也许我对这次例行采访没抱什么指望，故而由他自己述说，很少插话提问。就在快到中午，即将结束访问告辞前，我随意问了一句：
“您在朝鲜写战地日记吗？”
果然如我所料，他摇起了头。因我为此寻找了很久，一无所获。我对亲历者的战地日记抱有希望：只写给自己看的东西，或许不似后来学雷锋而写滥了的革命日记之类，能保留下一些独特真实的人生体验。
我起身准备告辞。
“有人写了战争日记……”他随口一句。
“谁？”我两眼一亮，急忙追问。
“苦夏！她到朝鲜以后，记了很完整的日记，不过，从没给人看过。”
“苦夏”，这个名字在以前的采访中，我记得被别人提起过，说她一到夏季就身形消瘦、苦不堪言，因而被称为苦夏。不过，似乎没人愿意更多谈她的事，也没人主动提供她的联系电话和通信地址。
“她在哪儿？可以找到她吗？”我当时的急切表情一定像找矿的勘探者发现了矿脉。
“她就在北京……说实话，苦夏是我们文工队最漂亮的一个女队员……不过，采访她可能没多大用……”他的口气令我惊诧。
“但是她有日记呀！”我几乎要恳求了。
“她还牵着两条人命哩！”
“为啥？”
“为啥？为了她漂亮呗！”
一听他这话，我的心头激动地敲起了鼓。肯定是我的表情的急切让他起了怀疑，也许被他看作是那种猎取艳闻轶事的沽名钓誉之徒，故而，他对我的请求联系采访苦夏一事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
“试试吧，试试吧。”他送我出来时说，“我先帮你联系一下，看看她的态度吧……”
三天以后，我主动给他打去电话，询问他联系苦夏的结果。
“她不愿接受采访，”电话那一端传来他冷淡的回答，“我早知道她不会接受的，我看算了吧，多采访几个其他的人，一样的……”
“一样的？开玩笑！怎么会是一样的？！”我差点把这句话冲口而出。我告诫自己，不要着急，要耐心。
我想搬出他的老首长说服他。
“我前天见了李司令，他说，有什么事让我找您……”我殷勤之极地对他说。
“我不是帮你联系了吗？是她不愿见，也不能强求哇！”对方似有些不高兴。
“我只求您一件事：把她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告诉我，这对我太重要了……”
“你们这些搞创作的同志呀，不撞南墙不回头……干脆告诉你吧，她的真名叫辜夏……”
也许是他想赶快摆脱我的纠缠，也许是他屋里的售货窗口又来了买双棒儿的男孩，他忽然很痛快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不过，他没忘了叮嘱一句：
“你去碰运气吧，可别说是我让你找她去采访的……你就跟她提李司令吧，提老首长也许好说话些。好啦，祝你成功吧！”
告别室右侧的门开启了，吊唁的人们开始排队依次进入。与此同时，哀悼的乐曲也响起了。这与一般哀乐迥异的声音悠然升起，令我心头一颤，就听见前后有人小声脱口叫道：
“哟，是‘道拉吉’①！” ①朝鲜民歌《桔梗谣》。
“喂，道拉吉，道拉吉……”
这抒情而又轻盈的朝鲜民间曲调，对于去过朝鲜的文工队员是再熟悉不过的。我猜想，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选这首乐曲做哀乐，一定是苦夏临终前的亲自安排。
道拉吉，道拉吉，
深山里遍野的道拉吉，
只要挖到两三棵，
就能盛满我的小菜筐……
优美的旋律似天籁般萦绕在告别室内，牵引着人们沉重的脚步。
我缓缓走向她的遗体。
在向鲜花丛中的逝者三鞠躬后，我轻轻地环绕她走过，注目她安详的遗容。
我看见，她一头染过的乌发油亮而鬈曲，环绕着她端庄、清秀的脸庞，被精心化妆过的脸上，双目微启，似要最后向人们诉说。棱角分明的嘴唇被施了淡淡的口红——颜色一定是她生前常爱用的一种。
我一刹时竟想到，这样一位美貌女性，花甲之年风韵犹存，生前一定喜爱化妆。而从她成年起，被动地由别人为自己化妆，恐怕这是仅有的一次吧！
向死者遗体告别后，我来到灵前右侧的遗属前，向死者遗属握手致哀。
死者的遗属只来了两位：一子一女，来向母亲告别。儿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身材笔挺；女儿三十多岁，亭亭玉立，面容与母亲十分相似。她的名字叫玉薇，我曾见过她。
在和玉薇握手时，她认出了我，含泪点头。
“谢谢您来为妈妈送行……”
“葬仪安排得很得体，”我宽慰她，“使用青春遗像和朝鲜民间乐曲代替哀乐，恰如其分，妈妈可以放心远行了……”
“谢谢您。这都是按照妈妈生前的喜爱来安排的……”女儿解释道，“遗像是用妈妈最喜欢的一张放大的，‘道拉吉’乐曲也是妈妈临终前常听的……她爱回忆年轻时代……”
玉薇最后的一句像是不经意说起，但却是对我的一个提醒。我握手向她告别，说：
“放心吧，我正在抓紧整理你妈妈的回忆……这不仅仅是对战争的回忆，更是青春回忆，人性回忆……”
离开玉薇后，我在想：玉薇作为女儿，未必知道她的母亲对我开启回忆闸门的不易，更不一定知悉，母亲那道回忆闸门之内的秘密。
当我获得苦夏的电话号码和联系地址后，整整考虑了一个晚上，也踌躇不决：究竟是先给她打电话呢，还是冒昧直接上门求见？显而易见的是，两者都会有遭遇拒绝的危险。
我寄希望于这些文工队员的老首长，由首长引荐好似获取了通行证。遗憾的是，当我给李司令家拨通电话后，得知这位离休的老将军去了江西，好像是为了一个有关红军历史方面的纪念活动。并且，何时返回北京没人能说得准。
最后我决定：先电话联系，不论是否遭到拒绝，都得上门拜访。
我挑选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估计对方在子女返家心情愉快时打去电话——
铃声响过几遍后，一个悦耳的年轻女声从话筒中传来：
“喂，你好，请问找谁呀？”后来我知道接电话的是苦夏的女儿玉薇。
“请问这是辜夏同志家吗？”我说出了苦夏的实名。
“您是哪一位？找我妈妈什么事？”看来，女儿对陌生口音来扰有些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