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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匹绢帛。接着让他再猜其他东西，结果东方朔是连连猜中，得了一大堆赏赐。
武帝另一个宠臣郭舍人不服气，大喊大叫：东方朔是蒙对的，不算猜中，我找个东西让他猜，他如果猜中了我情愿挨一百大板，他猜不中请皇上赏我绢帛。郭舍人在树上找了一个长有菌芝的树叶让东方朔猜，东方朔应声而答。汉武帝马上令人打郭舍人一百大板，郭舍人吃了哑巴亏。
东方朔见郭舍人挨打，只管袖手旁观，冷嘲热讽。
郭舍人还不服气，又出了个谜语，东方朔又猜了出来。众人慨叹，东方朔也不再张狂。
这次猜谜之后，众大臣对东方朔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汉武帝也十分高兴，提拔东方朔任常侍郎。
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另类得离了谱的事，让东方朔丢官卸职。
什么事呢？
一次，东方朔喝醉了酒，竟然在皇帝的朝堂上撒了一泡尿（先是，朔尝醉入殿中，小遗殿上）；这一次汉武帝真火了，下令把东方朔的官撤了，只留他待诏宦者署（劾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
有人问东方朔：人们都认为你是个疯子，脑子有毛病，是这样吗？
东方朔说：我只是一个在朝廷中避世的人。古人到山中避世，我不同，我是避世在朝。（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
据《史记》记载，在一次酒宴上，东方朔即席作了一首歌：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意思是：
在世俗中随波逐流，
避世在皇宫之中，
宫中也能避世全身，
我何必非住深山草屋？
这首歌是东方朔“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所以，明清以后的古诗选本把这首歌称作《据地歌》。
东方朔的“避世于朝廷间”，到了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演绎成“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白居易在《中隐》诗中，又提出“中隐”的概念。这样，就有了“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说法。
依赖周围环境忘却世事，这是小隐；藏身市井之中，是中隐；隐身朝野之中，才是大隐。
从进入仕途，到与汉武帝相处，东方朔始终另类，原因在于他从未把朝堂看得很神圣，他不是怀着敬畏之心在朝堂上供职，而是把朝堂当作隐居之地，用一种调侃的方式，和至高无上的汉武帝相处。
既然朝堂是隐居之所，东方朔唯求无拘无束地生活，快快乐乐地生活，随心所欲地生活，实实在在地生活。
可汉武帝不是慈善家，凭什么一次一次容忍他的另类？
答案只有一个：快乐！
东方朔不是董仲舒，《天人三策》解答了那么多沉重问题；东方朔也不是汲黯，你不戴好帽子他都会挑你个不是；东方朔无论干什么都让汉武帝觉得开心！他写封求职信，汉武看了直乐；他自比侏儒，只为加薪；这样一个人，汉武帝干吗不要？汉武帝不仅需要建功立业的董仲舒、汲黯、卫青，也需要能让他整天快乐的东方朔。
虽然我们不能用已有的价值观去理解东方朔，但还是忍不住要问：东方朔真的“隐于朝”了吗？他的哪一句话不是把准了皇帝的脉才开口的？他一出场就挟带一股诡诈之气，岂是凭空而来？他那一泡便溺，何等蹊跷？如果说官场多“伪君子”，那么，东方朔更像一个“伪小人”。武帝是快乐了，可东方朔快乐吗？他满腹诗书，就甘心做一个跳梁小丑吗？他千辛万苦，入朝为官，难道只图衣食无忧？
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 劫色劫财
在中国戏曲史上，“琴挑”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折子戏，不少剧本都以它命名。“琴挑”一词最早源自汉武帝时期一位大文豪的浪漫故事。此人与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不过，二者绝对不能够同日而语。这位司马先生一生名利双收，可谓命运的宠儿。那么，他又是谁？他的琴，是否真的挑起了一段千古佳话？
巧设临邛一骗局？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
凭借家庭的富有，司马相如当了“郎”（以赀为郎），“郎”是皇帝的侍从。汉承秦制，规定家中有钱的人可以为郎。汉初曾以“十算”（十万）为起点，到了景帝朝改为“四算”（四万）为起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衣食足而知礼仪；二是有资产备得起官服。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在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一拍即合。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司马相如心情大变，文思泉涌，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县（今四川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由此拉开帷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缪为恭敬”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而王县令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令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令先来到卓王孙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王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相如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令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令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勉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动了临邛的上流社会。（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令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