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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那么只能说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是把封资修一股脑儿作为批判的对象，可是，经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里阳秋，谁都知道“文革”是封建主义复辟。试问：当时被尊崇并凌驾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法家不是封建主义是什么？〔36〕
出于对“文革”基因的深刻洞察，元化先生坚决反对“斗争无处不在”的心理定势和行为哲学。他谈到，斗争必须选择它的形式，被选择的最佳形式是：一切通过群众运动来进行。这种以群众运动方式来贯彻斗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此说作者自己的，马恩等均无此说。如果一定要探其渊源，毛泽东是汲取并总结了过去我国农民造反的经验。这一点在列于卷首的农民考察报告中已见端倪。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甚至连“五讲四美”、遵守交通规则、教育儿童讲公德，以至打麻雀、发动全民写诗……都要通过运动来进行，更不必说“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两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这些本身就被当作政治问题，从而理所当然地要发动群众通过运动方式来进行了。斗争哲学针锋相对地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甚至综合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37〕。元化先生还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里，最大的悲剧是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和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尊重、友爱、互助……没有了，只有猜忌、仇恨、伤害……既然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和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需要通过斗争哲学，使人大胆怀疑，满眼都是敌情。样板戏就是以这种斗争哲学为基础的。〔38〕
不难看出，元化先生反思激进主义，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意识。
三
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化先生从未停止过关注，尽管这一关注总是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元化先生对当今中国的文化、教育、人素质、公民意识、市场经济等等，都表达了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元化先生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对一些文化机构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对迎面而来的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元化先生就自己亲身接触来说，深深感到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上上下下，全都站在第一线，为各种事务性的问题所缠绕，忙于应付，打被动仗，而无法静下来对本职工作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仔细调查和认真思考，以致胸无全局，眼无远景。在决定方案和制定规划这类重要事件上，也往往只靠常识，凭汇报传闻，即兴式地拍板定局。这不能怪谁，而是被传统的工作机制和方式所决定的。他呼吁：“对于这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体制，倘不加以改革，将会对工作造成多少损失！”元化先生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认为文化艺术有商品属性，但又不能以一般商品经济规律去对待，它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的发展规律。票房价值不能完全决定文化艺术的优劣和高下。不过在实际工作当中，许多同志很少考虑文化成果中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对此，元化先生忧心忡忡。他在谈到文化发展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独立见解，“为学不作媚时语”。无论是搞艺术、搞理论、搞事业、搞行政的，都要有独立人格，不媚权势，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39〕。
1990年，元化先生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阐述对当今文化建设的意见，他说：
在文化建设中，教育工作是根本，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又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它是有连续性的，一旦中断，将来再补救，就得付出比原来要多好几倍的代价。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教育本身的职能。我们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发展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爱清洁、讲礼貌、守秩序、重公德等生活习惯的培养。
文化工作的效益有它本身的特点，不能与物质生产的经济效益等量齐观。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某些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并不等同商品经济。精神产品的效益不能要求急功近利，它的效益主要表现在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上。
文化体制改革，是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的体制大抵是借鉴苏联的格局而建立的。例如把所有专业性部门隶属于非专业的行政部门，用行政命令进行领导。再如，对精神产品实行产销脱钩，由与编写出版俱无关系的销售部门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编书难、出书难、买书难的怪现象。电影等其他文艺单位也是如此。我认为，倘一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也应先作治标式的补救。
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设施，第二层次是文化机构或组织，第三层次是文化思想与心理。上面所说的问题既有属于第一层次的，也有属于第二层次的，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三层次文化思想与心理。文化建设既然具有系统工程性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心有全局、目有远景才对。
后来，元化先生就文化工作改革开放中的观念转变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我们习惯于搞“四个一”：一窝蜂、一面倒、一言堂、一刀切，什么都以搞运动的人海战术方式一哄而上，这一点过去是有教训的。我们曾有过全民打麻雀，全民炼钢，全民做诗的事。今天如果也要全民经商，那是很不妥的。要尊重现代社会的分工原则，不能工农兵学商一锅煮，过去出现过的所谓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理论并不可取。医生看病开刀，教师教书编教材，这是社会分工，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恪尽自己的职责，对社会做出贡献。不必要求医生每天用几个钟头放下听筒或手术刀，拿起算盘去做生意，也不必要求教师每天用几小时放下课本去摆地摊。医院学校的经费、员工教师的福利，除尽量改善本单位的经营管理以开源节流外，应通过政府拨款、基金会赞助、大企业支持这些渠道来解决，不要让他们放弃自己所长、也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去干他们所不擅长或根本不懂的事。我们的医生还很少，医生不专心看好病开好刀，病人怎么办？全民的卫生健康怎么办？我们的教师还很少，教师不专心教好书编好教材，学生怎么办？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怎么办？这些都是摆在目前的重大问题〔40〕。
元化先生强调，改革当中特别要注意人的因素，他说“自然，没有体制改革，现代化就会落空。但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中不要见物不见人，忽视人的因素。今天的改革正是对于人的因素注意不够。目前，文化滑坡，教育经费短缺，水平下降，文盲数字惊人，文化领域中各个部门都面临日子不好过的严峻局面。如果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素质很差，没有起码的民主观念，又怎样去实现现代化呢？难道政治经济改革不需要人民的自觉参与和监督，只凭执政者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吗？提出上述观点也许是警惕不要陷入用思维解决问题的‘中国思维模式’。老实说，我怀疑中国是否有这种模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他们所要求的主要是坚甲利兵、声光化电，而不是想用西方思想解决问题。鲁迅在辛亥前留学日本，他说当时留学生学理工、学商业、学军事，而偏重思想领域的学科则很少有人问津。像他一样企图用文学去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几乎绝无仅有。他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出版书刊，不是夭折，就是卖不出去。这说明用思想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命运是怎样的。我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大多数人都把行放在知的前面，强调实践，不重视理论。改革中有一种说法，即经济上去了，思想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形成文化的繁荣，我们曾一再复述这种观点。事实上，经济上去了，思想未必上去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国家因发现珍贵资源而富了起来，但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国家经济搞得很好，人民可以拿到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