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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8〕今天我们强调继承“五四”，这与反思“五四”是并行不悖的。继承“五四”，意味着继承“五四”的精髓。元化先生再三指出：“有人提出继承‘五四’，这自然是对的。可是他们把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而不许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和局限。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为训的。”〔9〕
元化先生对“五四”进行反思，首先是对“五四”精神作出准确的评价，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思想遗产，是我们应当坚守的文化信念〔10〕。
元化先生特别青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认为这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
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其实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体现“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不斤斤于用文白之争来概括“五四”，那么它是否在以不同形式写作的人物身上都同样存在？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自然一般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这也是近八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一直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11〕
元化先生还曾阐发说：“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五四’时代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12〕
由此可见，理性、平等和自由，则是“五四”所倡导的基本精神。但不可讳言的是，“五四”时期有不少在论争实践上，表现出非理性态度。正是看到了这一薄弱之处，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时期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这一点连海外一位对‘五四’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是承认的。可惜这种精神后来丧失殆尽了。关于‘五四’的精神遗产，可以说我们今天研究得还很不够。说好者只说其好，说坏者只言其坏，这实际上重复了‘五四’时代绝对主义的偏向”〔13〕。
在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同时，元化先生又指明“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他认为“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代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邓石如的书法、郑板桥的绘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等为代表。但这些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14〕。有鉴于此，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元化先生说过：过去“我对许多长期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的盲从盲信，这几乎是我们思想界许多人共有的现象。我们对待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未经自己独立思想的审核，就将那些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作为唯一的依据。它们盘踞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这条思想‘底线’一旦受到冒犯，我们就会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像保卫真理一样，去痛斥那些不再对它毕恭毕敬的人。过去我对‘五四’的态度就是如此”〔15〕。又说，“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16〕。元化先生登高一呼：
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只凭激情，而没有学术思想。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致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即是一例。法家如韩非则明目张胆地揭櫫君主专制主义，他认为君主专断独行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容触犯的。他曾把君主比喻成帽子，帽子虽敝坏，也必须戴在头上；把臣民比作鞋子，鞋子再美好，也必须踏在脚下。这和孔孟所提倡的君臣之道有很大的差别，可是“五四”不但不反法而且尊法。主张全盘继承“五四”的人，为什么在这个观点上闷声不响，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呢？〔17〕
元化先生对长期以来有关“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进行了估价与澄清。其一，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而元化先生则认为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这两个概念是被提出来了，并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但对它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在理解上是十分肤浅的，民主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科学则是科学主义。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
其二，元化先生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尽管它具有这种性质），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元化先生再三强调，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18〕。
其三，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事实上“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把“五四”新文学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元化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但今天许多文章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19〕。
其四，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反儒不反法。这是一个至今还很难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是法家最早提出来的。元化先生指出：“‘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的，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