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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是绝对的，有许多诗，不太好分析它是言什么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点“志”，就是返归大自然。不过确实有许多动人的诗表现了诗人的精神走向。这里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很有仁者之风，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里“志”很容易理解，我不作解释。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也表现了他的精神上的一些走向。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点儿说大话——李白喜欢说大话，说大话也不见得坏，既无损于别人，也不会给他带来虚名和多少实惠。中国诗里说大话非常多，这与“诗言志”的观念有关——“志”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这两句诗很乐观，很自信。实际上，“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没有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不得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更倒霉”也是一种人生，“从来才命两相妨”也是一种人生，“文章憎命达”同样是一种人生，但到李白这儿是“必有用”。这个大话说得很好，对人有鼓舞作用。李白诗多表达这种东西，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更是说大话了，其实他不是蓬蒿人，跟蓬蒿人也差不多，他没有看透这一点。
我举一个李商隐的例子，因为我冒充李商隐诗歌的爱好者已达十余年了。李商隐的诗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种弥漫性和惶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李商隐多少有点儿唯美，他能够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于颓废变成非常美的东西。人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就好比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经过唯美处理以后呢——就好像是病毒经过培养、稀释——就不再是毒害而是丰富你精神的东西，它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李商隐和别人不同，他喜欢用“金”啊、“玉”啊这些很贵族很繁复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最悲哀的情绪。没有经过这种“免疫”处理的，就好比一出门就碰到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一个好朋友死了，或是一场车祸，或是一个人吊死在你眼前，你会觉得非常晦气，一天的情绪都很低落。但是，经过“免疫”处理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出门碰到丧事，如果治丧者请你修改一首非常漂亮的追悼死者的诗，你对文字、章句的爱不释手、爱不释目就会减轻你对死亡的痛苦，使这种痛苦变得比较能够忍受。我讲《红楼梦》时，常举一个例子——《宝玉探晴雯》，这也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梅花大鼓的段子。晴雯死了，大家非常痛苦，贾宝玉尤其痛苦，他做了一篇《芙蓉女儿诔》，在那儿读，被林黛玉听见了。黛玉说做得非常好，但“芙蓉帐里，公子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几句词应该改一改。宝玉改了一个词儿，林黛玉又感到这个词儿是针对她的，忽然变得非常难过。这里写的就是把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审美化、文字化、语言化、文学化，变成一种纯美的东西，使得人和悲哀之间有了一种间离的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儿不细说。
外国的这种唯美主义更可怕，不仅可以美化悲哀，还可以美化暴力事件。去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写过谈莎乐美和潘金莲的文章，莎乐美是位很乖张却很漂亮的公主，她爱上“先知”，可是“先知”不爱她，于是她要求菲力王把“先知”的脑袋割了下来，她捧着这个脑袋亲吻。中国人看了，会觉得非常恐怖，可是王尔德经过一些处理，使它纯美化了。所以在李商隐的诗里，我们读到的既不是杜甫的那种“仁者爱人”的“仁”，也不是李白的那种乐观、阔大、浪漫、说一些大话，而是一种弥漫的对美的追求。这里引用一段梁启超关于李商隐诗的评论文字：“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关于“诗言志”，我想更多地举一些今人和近人的例子，因为这些人在诗学上不太被重视。我今天早上请教过余老师，我说咱们的诗学研究不大研究今人、近人的诗歌，但今人、近人在“言志”上所达到的成就，有些方面超过了古人。我特别想从清朝的龚自珍说起。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言志”传统是从龚自珍那里来的，因为龚自珍面临的是清朝社会的解体和腐烂，他自己才能又很高，个性又比较强，又有很多毛病——据说龚自珍也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而且好赌，黄、赌、毒他至少占一样——他与社会、环境、体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他的诗里处处表达出他的那种自信、胸怀和不得志的悲哀。如《夜坐》：“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一山突起丘陵妒”——小山包都嫉妒高山，这写的显然不是山和山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人和人之间有这种嫉妒的关系，山和山之间没有，黄河不会嫉妒长江，珠江也不会嫉妒黄河；动物之间有没有嫉妒还待考——可能有，因为一群马里有两匹公马，它们就斗得不可开交——但是人之间比较明显。再如《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将自己比喻成“落红”，“化作春泥”还要“护花”，这已经成为经典了。毛泽东主席在鼓吹“大跃进”、鼓吹人民公社、鼓吹农业合作社、鼓吹“三面红旗”的时候，也用了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人批评龚自珍这首诗写得并不好，太直白了。但是，要知道许多名诗都非常直白，杜甫很多诗直白，李白很多诗也很直白。我觉得龚自珍这首诗还是非常的好，不管他吹牛也好，好赌也好，还是以天下为己任，觉得“本人不出，如苍生何？”——中国的诗人都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所以他要管到“天公”那里去，希望“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好赌一点，也还算是人才。当然，“万马齐喑究可哀”是非常沉痛的，沉痛表达了深度。有时候，诗写得越是沉痛，就越显得有深度；如果写得快乐就显得傻（这不一定对，因为一个人快乐也可能是很深沉的），你必须做悲戚状，做沉痛状，做痛心状。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后给你们讲什么，少讲一点儿笑话，多含一些泪水。再如《湘月》“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把历史上的立业、立德、立言、立功都放在了脚下；“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把一切全概括进去了。我觉得龚自珍这样的词，已经超越了很多古人，但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再举秋瑾的例子。她写物，显然是言志，是表现她的志趣、她的“品”——中国人讲“诗品”、“境界”、“格调”，都和“诗言志”这个传统有关。秋瑾并不是专业诗人，主要是革命家，她的诗从专业的角度看或许可诟病，但的确写得好，如《宝剑诗》“神剑虽挂壁，锋芒世已惊。中夜发长啸，烈烈如枭鸣”，剑挂在墙上，其锋芒却使世界震惊——这位“鉴湖女侠”真是不简单。又如《咏梅》：“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和那种特别的锐气。
讲到现代知识分子，人们总是爱提到几乎被树为偶像了的、被神圣化了的一些人。今天不讨论思想史的问题，可以看看他们的诗究竟言的是什么“志”。譬如王国维，他是不愿看到清朝灭亡而自杀的，对此有各种说法和解释。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地位。这里举一首他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王国维是一位学者，但志趣不仅仅是考证一下文字，或者是写写词话什么的；他也志存高远，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或者说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