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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这些可视作张氏为解决“宪政之前提”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速定《中华民国宪法》、和平建国的要求再次把张君劢推到了制定宪法文本的前台。当时，张君劢参加了政协会议的宪法草案讨论组，组内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其他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参会人员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即以《五五宪草》为蓝本，其他人士则大多倾向采取英美式宪法。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君劢提出了折中方案，通过了针对《五五宪草》的十二条修改原则，据亲临其会的梁漱溟回忆，当时张氏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梁漱溟用罕见的赞扬口气指出，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3〕。修改原则通过后，张君劢又草拟了一部“宪草”，后来国民党政府决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为了诱使中间党派与抵制国大的中共拉开距离，决定采用这部“宪草”。
围绕《政协宪草》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张君劢从事政治的一个特点抑或优长，这就是懂得妥协。从某种程度而言，政治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张氏虽无政治家之名目，但在当时“政府要三民主义，我们要欧美民主，青年党要责任内阁，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的复杂情势下，他不得不像政治家那样，在“宪草”中“调和鼎鼐”，试图对各方面利益进行平衡。他认为这是制宪者应有的视界，他没指望将中国的宪政事业一步推到非常理想的境地，只要各方力量有诉求的交集，就应该先从此交集着手，他清醒地知道，在各种政治诉求的碰撞中，固执一端虽然痛快，但只会偾事。这实际上也为他稍后冒天下之大不韪，率领国社党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打下了伏笔。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代政党政治中，奉张君劢为党魁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作为国社党党魁的张君劢既对执政的国民党不满，也不惬意于共产党，大致属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不过，张君劢在那一群书生论政的朋友中，仍自有其特色。首先他毫无疑问是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但他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放任模式表示疑虑，认为这将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无统筹全局之计划”等弊端，主张应该有适度的政府干预，建立一种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一种具有世界倾向的思潮，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德俄两国集权式经济表面勃兴双重刺激之下的一种产物。其次是在张君劢的意识中，民族复兴始终是他格外关注的主题，他私淑德国的哲学大师费希特，高度赞赏费希特在民族危机时候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希望自己的学术和政治活动跟费希特一样，激发本民族人民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自信心。他这种民族本位的文化观，显然与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但他同时也不是国粹论者，他理想的民族文化是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代中国“干政治”，便怎样也避免不了和当时的两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交道，避免不了和两大党的领袖人物打交道。早在组建国社党之前，张君劢已经通过笔墨和两大党作了数次交锋：在《新路》杂志上撰文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出版《苏俄评论》，强烈反对中共将中国“作为俄国政治化学室之试验品”。等到国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社党在张君劢的领导下，对各大政治力量更是多面出击，它批评国民党“腐化”、青年党“顽固”、共产党“强化”，攻击三民主义失之“混”，国家主义失之“旧”，共产主义失之“激”，批评国民党为“前期革命”，青年党为“过渡时代的点缀品”，共产党为“混时代的牺牲品”。张氏及国社党自然招来了回击，在野的共产党不过是著文批判，当权的国民党则除了禁止国社党书刊发行，更施以了包括绑架在内的阴暗手段，张氏的一只腿就是在这次绑架中而受伤，并从此不良于行。但是，随着日寇的进迫，曾是政治对手的几股力量还是在“共赴国难”的大旗帜下走到了一起。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关于国社党的档案资料中看到张君劢1938年先后写给国共两党领袖的两封信，在给蒋介石、汪精卫的信中，张氏自承他本人及国社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山先生遗教有若合符节者”，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张氏则要求外敌当前统一军令和政令〔4〕。不同立场的人对这两封信肯定会有不同的观感，当时蒋、汪就很快回复了，毛则未予理睬，而现在我们重读这两封信也当有别一种感受：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其中是否透出了一个持国家至上主义的知识分子屈己随人的苦心，和希望各色人等都和他一样妥协的书生气？
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建国呼声高涨，但后来的事实众所周知，和平没来，民主也没有盼到；国民党在中共的抗议声中坚持一党包办国民大会，成为国共两大党决裂的标志，是否参加这个国民大会，也成为检验第三方力量站在哪一边的标尺。作为宪政专家和民盟重要领导人的张君劢个人没有参加，但他组建的民社党却和青年党一起参加了这次国民大会。这一决策对国民党来说有非常现实的好处，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当年就在日记中说：“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耳。”〔5〕作出这个决策的责任当然应由其党魁来承担，这个决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作为民盟重要领导人的张君劢及民社党被勒令退盟，后来张氏之列名“战犯名单”以致多年来被冷落和批判也无不以此为肇因。作为宪政专家并曾经激烈批评过国民党的张君劢为什么要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独裁统治抹粉？比较容易想到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政治交易，认为张君劢要借机安插跟随他打拼多年的党内干部。同为民盟领导人之一的罗隆基1949年后在撰写文史资料时回忆，张君劢亲口对他说过：“这一伙人跟着我这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大会要开了，联合政权就要成立了，我还能够要他们老饿着肚皮跟着我吗？国民党是国库养党，我有什么法子养这些党员。”这种亲历者的说辞当然足以备一说，不过我们看张氏为民社党参加国大所提的种种前提条件，至少可以明白历史和人物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向张氏许诺的条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据当时代表蒋介石与张氏接洽的雷震回忆，蒋介石请民社党参加这次所谓制宪国大，承诺以张氏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保证不推翻这个“宪草”的基本原则。后来蒋介石本人更在一封亲笔信中殷殷劝导张君劢：“先生平素主张早日实施宪政，此次召开国民大会，即在制定宪法，俾本党结束党治，还政于民，……”〔6〕。张君劢当然是书生，但他不会不知道，国民大会没有中共这个第二大党的参加，和平断难保证，尽管如此，因为当权者给他画下了宪政这样一个大饼引诱他纵身一跳，虽然他清楚这一跳对自己多年清誉的损害，但他还是跳下去了。他曾经作过如是分析：“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二者均能实现，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7〕一个以实现宪政为毕生理想的人，当理想似乎伸手可及时，他的定力也许就是这样脆弱吧？可耻，可惜，还是可怜？
张君劢不惜舍身一跳，不指望和平民主兼得，只求获得民主，事实证明这一愿望他也落空了。终究是书生，哪里够格与长袖善舞翻云覆雨的政客谈判做交易？
1949年后，张君劢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着力于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复兴民族的新因子，逐渐成为一代大儒。但他终究不能忘情于政治，忘怀于故人和故国。两封公开信颇值一叙：一是1950年，到印度讲学的张君劢看到冯友兰作于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文章，即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批评冯友兰放弃了独立精神；二是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