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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做学问。”〔3〕可见当时的清华吸引学人，主要并不是薪水的优渥，而是依靠给学者提供一个宽松的治学环境，尤其是为他们提供公费到国外开阔眼界的机会，他们并不是单纯按照“市场经济的交换模式”，从学者那里榨取科研成果来树立“形象工程”，而是如韦伯所言，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学问是一种按照专业原则来经营的‘志业’，其目的，在于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学术不是灵视者与预言家发配圣礼和天启的神恩之赐，也不是智者与哲学家对世界意义所作的沉思的一个构成部分”〔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学人确实体现了这种韦伯反复申述的“平实的智性上的诚实”，这就为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学理深厚的空间。
自然，由于当时的清华奉行教授治校的原则，有着知性与德行保障的知识分子便可以利用体制的力量捍卫学术的自由，而学术自由对于学术的探索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前提。这种教授治校体现了“学术本位”的管理模式，与如今大量的官本位治理模式大异其趣，结果也自然是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即便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也不是所有大学都实行这一原则。何炳棣对此称赞有加：“与当时北大蒋梦麟大倡‘校长治校’的口号（逻辑上暗含校长与教授的对立）迥异，清华传统‘教授治校’的原则（部分地源于早期教授与政客型校长的斗争）事实上变成校长教授互相尊敬、合作无间、共同治校，最和谐、美满、高效的新局面。三十年代的清华不但是校史中的黄金时代，也构成全国高教史中最令人艳称的一章。”〔5〕
有趣的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桑兵教授曾经专门著文分析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而其分析的主要对象就是北大和清华教师群体之间盘根错节的“同族、同乡、同学关系”等，他在评述蒋梦麟主持北大时期政绩的言论也从侧面说明了清华学风的淳厚：“蒋梦麟批评海派崇拜权势，讲究表面，在文学艺术和生活各方面肤浅庸俗，而赞扬京派崇尚深刻，力求完美，但有意无意间称‘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知识的源泉’，北大似乎成了汇集北京的各方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所组成的‘京派’的代表，‘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这多少有些自我表功，显示其把握北大之舵时，能够继承蔡元培的方针事业。事实上，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正想方设法打破浙人的垄断，调整人事，并学习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成功经验，以图扭转北大文史学科的被动局面。而北大文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似乎也落在清华和燕京之后。清华和燕京两校以学生为主的历史学会，当时十分活跃，北大学生因而有相形见绌之感。”〔6〕北大的独特历史决定了其特殊的使命，即不仅仅是一个再造文明的学院式的“象牙塔”，而是建筑在“十字街头的塔”，具有浓郁的政治文化特征，从而使北大时常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欲罢不能。专门研究北大与中国政治文化关系的美国学者魏定熙曾经指出，北大同人“有意把自己和纯粹的政客区分开，他们谴责政客的贪婪和放纵使国家无法实现共和理想。这所国立大学是非政界人士在首都对国家大事施加影响的新的场所。对于相信教育能够救国的人来说，这是理想的讲台。他们相信，那种了解西方共和主义蓬勃发展的根本政治文化原因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独一无二的领导救亡运动的资格”〔7〕。正是因为北大从一开始就担当了这种“时代先知”的社会角色，就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纯粹的学术方面的发展，而清华大学秉承的则是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传统〔8〕。韦伯是非常反对在讲台上扮演先知角色的教师群体的，他非常尖锐地批评道：“事实上，那些自认为最有领袖才能的人，往往最没有资格担任领袖。更重要的是，不管有没有这种才能，讲台上的情境，绝对不能证明一个人是不是领袖的适当场所。做教授的，若是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当年轻人的顾问，并且也能够得到年轻人的信任，愿他在与青年们的个人交往中，坚守这份岗位。假如他感受到召唤，觉得应该介入世界观或党派意见之间的斗争，让他出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活动：报纸、公开集会、社团，任何他想去的地方。”〔9〕可只要我们追溯一下北大的历史，就知道它一直试图在现代中国的进程中扮演“先锋的角色”。这种角色就导致其在学术与政治的分途中偏向了政治，而这种偏向就可能损害学术自由的品质，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其启蒙大众和改造社会的目的。
早在1922年11月，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的时候，时为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就充满焦虑地指出：“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10〕而清华大学则因为留美预备学校出身，早期很多学生年龄幼小，似乎相对疏离于时代风潮。即使在三十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苦心孤诣的教授们为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仍旧力图捍卫学术的自主性和自由特质。萧公权在他的回忆清华的文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最可惊异的是，哲学系的教授张申府竟在教室里吹嘘某某主义，为他们做宣传工作。张熙若对他大为不满，在全体教授会开会时，提议检讨张申府授课的情形。在确实判明某某主义和张先生所授的课程没有显明关系，他讲某某某并不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单纯的主义宣传之后，全体教授同意警告张申府，如不终止宣传，下年将不续聘。”〔11〕从这样一个逸事也可见当时清华教授坚持学术自由的精神氛围。没有这种自由气息作为校园文化的底蕴，清华大学也不可能在三十年代几至抵达其学术繁荣的顶峰状态。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校园也已经不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净土”，而是被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所影响，相对于左翼学生运动的热烈，清华大学的教授大部分都认为“救国不忘读书”才是作为一个学生的根本，因此他们往往反对学生被混沌的时代风潮所裹胁和牵引。这种自觉地将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做法，从短时期看似乎是“书生意气”，耽误了救国大事，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确实对中国的学术发展不无裨益。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针对社会对学者学院生活的某些批评，专门在《独立评论》上撰文就学术与救国的关系指出：“纯粹学者的态度是无所求于世的，但亦绝不计较功利观念的。倘若别人批评他的学问无用，他只觉得好笑，并不觉得是一种轻视。学术的本身是高贵的，无所为的。所以对于一个纯粹学者的工作，我们只应该表示钦佩，而不一定要把救国的责任放在他们肩上，因为学术工作所需要的乃是理智的超然性。”〔12〕换言之，学术的意义并不需要通过政治来确立，而可以在一个超然的知识脉络里寻求自我的价值，如果因为纯粹的学术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功用，而对其横加指责，这是违背学术工作自身的特殊性的，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因为一种对于知识的纯粹的兴趣，至于这种兴趣能否产生一定的救国功用则并不必然在其考虑之列。这也是韦伯所谓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的准则。蒋廷黻对那些以介入社会风潮为能事的学校也不无反感，甚至径直称其为“野鸡大学”，他说：“中国大学受外界影响而沦为政治剧场，其程度如何？要看相关影响力量的消长而定。如果说学校办得好，能够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学生少受外界干扰，安心求学。反之，他们就会卷入政潮，荒废学业。因此，中国大学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学校的好坏。基于此种理由，中国最坏的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野鸡大学’。它们很少注意教育问题，专门去搞煽动、演说、运动，去拥护某一方面或去反对某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