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少的。有的国家因发现珍贵资源而富了起来，但文化仍处在落后状态。有的国家经济搞得很好，人民可以拿到高工资，但思想处于禁锢状态。但是我们所要建设的却是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41〕。因此，元化先生曾经再三指出，改革既需要理论的探讨，更需要人民的参与。
跨入新世纪，元化先生面对精神生存环境的日益浮躁，指斥泛滥的“文化泡沫”。他引导人们关注人的文学：“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想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有很好地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元化先生要求“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现在已经是大众文化时代，……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现在成为高雅的了，有精致复杂的蕴涵，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残、黄、赌、毒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42〕
元化先生一直关注全民的文化素质问题。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人的素质。只要看看我们周围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一些公众领域，诸如社会服务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公共道德问题，都说明了人的素质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敬业精神的缺乏、工作态度的粗劣、服务质量的低下、法规意识的薄弱、人与人之间基本准则的漠视以及不讲公德、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争吵、打斗以及欺、瞒、骗、诈、钻空子、耍滑头的意识与行为大行其道等等。近来，报纸动员大家参与探讨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几个月前，上海人大会议还在举行时，有的报纸竟报道说上海人的素质提高了。最近总算纠正了这种浮夸风。现在报上的舆论又一变为指责人的素质不好．有的甚至痛加指斥。但我觉得，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光靠义愤，而需要冷静的思考，作理性的研究。人的素质今天确实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元化先生强调公民意识养成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人的素质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不可仅仅归之于文化问题。人的素质与教育有密切关系，但也不可仅仅归之于教育问题。毋庸讳言，文化滑坡，教育质量差，大量文盲的存在，势必影响人的素质下降。因而文化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方面我谈过，很多人都谈过。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大家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得到重视与维护，也就导致每个社会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须知一个重公德、有礼貌、讲卫生的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单是通过宣扬“五讲四美”、搞群众运动、制定吐痰罚款等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并认为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的多么严厉的强制力量，也是难以做到的。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空间，或这个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有自爱、自尊的人格，不会有自觉的行为，也不会有自治、自律的能力。贪污腐败无法监督、买东西上当受骗无法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而也就不会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都抱着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原则的功利主义者。”〔43〕事情的严重性，已经不用多说了。
1997年，《读书》七月号刊载了费孝通《青春作伴好还乡》，文章写道：“社会学命运多舛。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了。一九五七年有些社会学者想效法苏联，恢复社会学在学术上的地位，都被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社会学者被划成了右派，受到人身打击，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党的领导才决定替社会学恢复地位，并要求补课，就是要在大学里恢复社会学系。”元化先生在读了《读书》上这篇文章后，有感而发：教育折腾，可以休矣！他说：“一九五二年时进行院系调整，砍掉了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为了向专业方向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销的撤销，合并的合并，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完全丧失。如过去清华国学院传统就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故友王瑶在院系调整时被并入北大，但他始终声称他是‘清华人’。经过这样的大折腾，教育水平下降，毋庸多言。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灾难？杜亚泉在《减政主义》一文中曾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杜亚泉认为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应做的，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要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杜亚泉这些意见是一九一二年说的，至今仍有用。”〔44〕
大家知道，中国对改革道路的选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从几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得到的经验总结。直到今天，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很多，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所以，改革的两条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另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根据历史经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高。对实际生活中这些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