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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每一个中国的“人”正是被其文化设计成这样的 一副样子———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被堆积着如此的一组 文化密码，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全面盛开的“人”！
中国人“成长”的内容，只是“一人”之“身”的“快高长大”， 以及在“二人”关系中如何懂得去“做人”。虽然，一个人生理上 的茁长势必带动他向成年迈进，但是，因为文化设计之拖后腿， 在中国人“身”上，“固置”在人格发展初期的“口腔阶段”上的情 形特别严重。在“肛门阶段”上应该受到的对身体排泄物与身 体动作的控制，基本上也未获解决。至于成年人“身”上应该装
载有“性”之内容，则处于窒息或半窒息状态，或无形状、无焦点 的泛滥状态。 中国人只能安于身体局部部位的满足，莫如表现在对“食” 的过分强调之上。
中国人的烹调术是世界上最精致也是最讲究味道的。侨居 世界各国的中国移民多半以经营餐馆业为主———可以说：它成 为了华侨的特色，从旧金山到横滨，唐人街的所在地就是“食” 的集中地。至于中国人的整个生存意向，也往往说成是为了“揾 食”。
中国食物太过可口，因此满足口欲的功能远远地超出了充 饥的功能，往往使人在填饱了肚以后还禁不住继续吃。这一个 倾向，笔者只有在到了美国和日本以后才发现。美国人的食物 热量很高，容易令人发胖，但每一餐的量并不多，吃饱了就算，而 且绝不可口，也不会引诱人饱了以后继续吃下去，因此，吃食似 乎只是为了替自己这部机器加燃料，以便继续开动去干别的事 情。在他们清教文化的心理深层处，好像过分讲究口欲的满足 是不会“得救”似的。日本人在饭店中侍奉的一餐量更少，因此 总是吃不饱，而且，虽然比美国的食物可口，但是与中国食物比 起来，不是过淡就是倾向于提供一种对感官的特殊刺激，因此也 不是为了令人多吃。于是，笔者就禁不住反省：自己感到吃不 饱，是量不够，还是因为一直吃中国餐，有为了口欲而吃过了头 的倾向？
世界上有像中国人那样吃法的，可能只有拉丁民族的法、意 人士，而他们的烹调术也是驰誉于世的。不知是否偶然抑或有 关联：美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列于世界之冠，个人在自我 纪律方面也是十分成功的，至于法、意等国，除了在经济发展方 面相对落后之外，还存在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中国的经 济发展也是相对落后的，而且，虽然不具有拉丁民族那种攻击性 而倾向于逆来顺受，但是，在外力制约不到的地方———例如公共 秩序———就呈现出更乱的状态。
然而，即使在这里，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对拉丁民族来 说，“食”只是他们促进生命欢愉感的主要项目之一，然而，在这 方面，性爱与肉欲满足的追求似乎更为重要。事实上，他们以 “醇酒、美人、欢歌”为内容的对生命的欢愉感，是与中国人自我 压缩的生命观刚好相反的。因此，中国人的“食”几乎可以说是 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而且，这种十分局部化的官能满足， 又是整个“个体”缺乏全面盛开的完整形态的一个外在征候。 换而言之，它显示出：中国人并未能够将“人”的潜在的内容充 分展现，就如同一个国家富于天然矿藏，却只懂得利用表土种 植，对潜在资源完全浑然不觉一般。
事实上，对一个达到“自我组织”阶段的人格来说，过分地 强调“吃”，正是自我组织崩溃的迹象。
在上面我们曾经指出：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强 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地 会意识到：贪饕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至于清 教徒文化，却正好是建筑在这样的一个加尔文教义的前提上：每 一个人都必须自寻其“得救”之道，既不能依赖外力，也不能替 别人代劳，因为“私人得救”之法各自不同，每一个人唯一能行 的就是用自己的意志组织自己的一生。因此，并非偶然地，加尔 文教的一个派生流派叫做“方法教派”（Methodist，中译“循道 会”），在欧洲的加尔文教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种叫“精确教 派”（the precisians，因此，并非意外，加尔文教的发源地的瑞士 恰是最好的钟表产地）。
宗教的符号只是文化表层的现象，因此，在宗教气氛已经淡 薄的今日，“自我组织”则表现为：“个体”按自己不同的形态各 自组织自己这个动态的开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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