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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不良倾向，而只是将之掩盖起来———因为，这类倾 向与“无私”一般，都是同一个“深层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 在“文革”以后的今日，这类倾向又再次地全面浮现。
一段时期，执政当局有不断提倡学习各类英雄之举。这些 要求全国学习英雄的运动，只是把中国人整个不发展的人格中 “无私”的一面孤立出来，希望能将之化为现实。这种说教，就如 同中国人父母教导子女处处以他人为重，却同时使子女的“自 我”意识难以形成一般，不会真正地奏效，最终是使一个人在听 话状态下保持“无私”，但同时却保持自我组织的付之阙如。于 是，终归又要发动“文明礼貌活动”，去针对随地吐痰、丢垃圾、对 人粗暴等问题。
口水、鼻涕之事，在孩提阶段就应该训练好，而不应在成年 以后由政府去代替父母的功能———这种越俎代庖，仍然是不可 能解决父母未能完成的任务，它只有加深了成人的“儿童化”， 因此是一个彻底的恶性循环。
今日中国的局面，则是一方面由政府主张搞“无私”，使每 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在哪里，对别人的轻视和侮辱 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浑然不觉；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 以外的世界采取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的态度。既然除了自己及 “自己人”小圈以外的世界就是可丢垃圾的地方，整个社会自然
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于是，又必须由国家去组织社会，在 一片汪洋大海的“私”的头上强罩上一层“天下为公”———于是， 中国人的“公”与“私”，就不是一个自我组织的人格中由本人决 定的两个截然分判的领域，而是“他制他律的人格”与集权主义 体制之间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
中国人一直都有自己“无私”而西方人“自私”的神话。这 个神话实根植于由对“人”的不同定义而引起的语义学混淆。 中国人必须由“二人”去定义“一人”，因此任何自我定义的“个 体”都是“自私”的。中国人的“个人”比较单薄，常需受到社群 的温暖照顾，西方人对别人既然摆出一副“贵客自理”的态度， 自然就是“自私”。中国人的“心”比较发达，常需要与人“感 通”，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似乎是一种绝缘体，自然也是 “自私”。此外，中国人必须“做人”，而西方人则“是”（to be）
人，一个只“是”他自己而不肯在别人面前去“做”的人，当然更 是“自私”。此外，双方对“团体精神”（munalspirit）的理解 也不相同。对新教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团体精神”的意思是指 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以及遵守公共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在 “自己人”之间不要斤斤计较，不应分你的与我的，在“自己人”
圈外就毋须这样“有心”地去“做人”，因此也是同样地不讲权 利，不过内容却变成了抢在对方之先。因此，中国人只有在必须 “做人”的场合中才是“无私”的。然而，西方人却在中国人认为
应该“做人”的场合中也与对方算得清清楚楚———这种“难看” 的动作自然也显得很“自私”。凡此种种，中国人恒常以含贬抑 性的“个人主义”称之。
然而，令人混淆的是：在中国大陆，随地吐痰，丢垃圾，对陌 生人野蛮粗暴，一度也被冠以“个人主义”一词，并且还认为这 是社会主义的相反面。因此，“文明礼貌活动”的理论根据就是：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下基础，言下之意等于是说：中国人 的劣根性是“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残存表现。然而，在五 十年前，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针对过同样的问题，而其理 论根据则为：现代中国人已丢掉了古代的“礼义廉耻”，因此必 须恢复之。一个说是为未来奠基，另一个则云要恢复古代，但是 两者所回避的都是眼前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之不 发展。的确，在“个体”发达的西方，反而是没有这些问题的。问 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那种开裆裤式的“无私”人格。
在比较“现代化”的国外华人社会中，情形自然没有像“文 革”以后的中国大陆那般糟糕，然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仍 然相当完整地在发挥作用。例如，只要“有一口饭吃”，即使没有 基本的民主权利，甚至受外国人统治，都无所谓———这是“口腔 化”的人格之表现。至于“肛门化”的倾向，则表现为只搞“自己 人”这个圈子的各“圈”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对待自己“圈”外的 世界，与对待压在顶上的政府一般，都是一副不理会的态度。因 此，就导致了对政治的冷感，以及社会行动的相对不发达。的 确，中国式的社会只可能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很少能够组织 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为自己争取民主权利，或者为自己的民族争 取“人格平等”。事实上，像香港这样的社会，基本上仍然如是。 虽然，在 60年代以后，不排队以及对陌生人粗暴的习惯已经少 见，但是，随地丢垃圾，晾衣服将水滴在路人头上，将汽水瓶从楼 上丢在别人头上，仍时有所见———像这样的社会，内在凝聚性自 然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至于东南亚的中国人，也是只要“有一 口饭吃”，就从不过问当地的政治，自己人内部也仍然要照籍贯 搞更小的“自己人”圈子，因此仍然是一盘散沙的状态，结果待 排华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被逐个地收拾。然而，在搞“个人主 义”的美国，在越战期间，却出现一百万人在首都游行反对本国 政府侵略越南的情形———这个现象是认为西方人“自私”的中 国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的确，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作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 家去组织之物。对“身体化”存在的中国人来说，哀确实莫大于 “心”死。的确，中国人的团结振作，似乎总少不了“心”的因素。
因此，在国难时期，在国势上升时期，中国人似乎又总会暂时地 超越“身体化”的存在，而出现“万众一心”的局面。然而，中国 人的这种“人心”表现，顶多导致“爱国主义”与“统一运动”，而 不能导致“个人”权利的确立。
3。“非性化”与性泛滥
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口腔阶段”与“肛门阶段”之上就 是“阴茎阶段”与“生殖器阶段”，后面这个最高阶段则被“潜伏 期”隔断为两段。前段为孩童时代的生命力发展到了出现“弑 父娶母”的冲动，必然遭到父亲的报复打击，才会收敛下去。这 道使人变成“文明”的手续，在弗洛伊德的泛性观点下，乃用父 权对儿子作出“阉割的威胁”予以象征化。在此一威胁下，儿童 的人格成长遂进入“潜伏期”，待到十一二岁始重拾前绪，朝青 少年性全面成长的形态进发，但至此时必得将性冲动导向家庭 之外，以便完成“成人”的任务。
因此，从西方文化角度看问题，一个完全盛开的“人”，是必 须发展至生殖器阶段的，亦即是正面承认自己身上“性”的因 素。这并非说：成年的中国人在生理上“性”没有萌发。只是说： 在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在心理方面是尽量抹杀这个阶段 的，因为它把“性”当作生男育女的手续，从来无法理解“性”可 以是一个到了全面盛开阶段的“个人”的人格内容。
因此，中国人的“性”表现，一方面处于半窒息状态，另一方 面，则因为不能集中于一个强烈的焦点，作明朗的表现之故，反 而出现比西方人更扩散、更泛滥的形态。
无论是“口腔阶段”、“肛门阶段”、“阴茎阶段”，其意向都是 “固置”在身体的某一个局部的部位之上。至于“生殖器阶段”
上表现之“性”，却是一个过程、一种组织———唯有在这个组织 过程中，才能使清晰的“个体感”在一个人身上浮现，使他具有 了一个超越身体各部位互不相属之需要的生命力组织原理，亦 即是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的原理倒过头来成为 身体各部位的主宰，不再让它们各自为政，而是按自己这个完整 形态的组织需要去加以控制与调配。的确，在性行为中，也可以 出现口交、肛门性交，以及互相手淫———不过，这些身体局部部 位的感官满足，却是以生殖器为主导的整个性交过程中的从属 成分。
性爱的完成还牵涉到另外一方。因此，自己这一方从发射 吸引力、追求、应对、培养情调、说服对方，一直到床上的表演，都 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