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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就是将婴 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 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今日的农村中可 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 便，根本不是像西方人那般，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 小便，养成有规律性的排泄习惯。
然而，在排泄训练方面，中国人除了造成孩儿“一人”缺乏 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加多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他制他 律的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姨”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 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的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 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在成长之后造成公私不分 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分内 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群众或组织。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 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 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 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 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
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换而言之，从“人 之初”，中国人就设计了由“二人”定义“一人”的局面。
的确，中国人对在这个阶段上的孩童所要求的，并非是自 治、自制和自律，而是如何与人保持“和合”。因此，中国小孩虽 然不被严格要求守规律、排队、控制身体排泄物等习惯，却被训 练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之关系，那就是按照长幼之序、亲疏之别 去“做人”。总之，中国人也很讲究规则与秩序，只是不在“一 人”守时、守则、维持洁净方面，而在如何保持“二人”之间的秩 序与关系方面。既然后者是将人的情感渠道化之措施，因此，在 这个阶段上，孩童被训练的显然是另外一种控制，那就是要求他 不要大声喊叫、发笑，养成不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特别是禁止 公开表示爱憎之情。
这种训练，一方面使中国人养成抹掉“自我”的倾向，于是， 在自己必须“做人”的场合中，遂出现处处以对方为重，由“鉴貌 辨色”觉察到对方的需要，以及急人之难诸般“美德”；在另一方 面，则造成没有棱角的个性，因此，在“做好人”之时表现的“好” 也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无知无欲的“好”，有不少人甚至被搞到 木口木面。于是，对喜欢的异性也就往往不懂得表达爽朗的热 情。自然，在应该是很兴奋的时刻也不会欢呼、狂叫、起舞。此 外，就是对人与事物的爱憎不分明，亦即是说：对自己喜爱的人 物缺乏强烈的冲动去表达，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则倾向于采 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懂得明朗地告诉自己与别人：有些条件是 自己能够接受的，有些条件则是自己不能够接受的。因此，就很 容易出现让人随意轻视的倾向。既然对自己的权利也感到麻木 不仁，自然也很容易出现不注重别人权利的倾向。
此外，中国人的父母虽然不注重孩童的排泄训练，也不严格 要求孩童自己控制身体的动作，却很注重用外力来约束孩童的 动作，那就是不许他们“乱动”，以防止他们长大后太顽皮。在过 去，有些父母甚至还有用带子将孩童的四肢束缚的习惯。这种 做法，自然养成了中国人好静的性格，并且认为“动”是不好 的———例如，中国人恒常地把“动”与“乱”连在一起，形成“动 乱”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对待年轻人的态度也是：认为他们整天困守在 书桌旁就是“乖”或“听话”的，过分摆动身体则是“恶形恶状” 的。国民党用来束缚青少年心身的“读书救国论”，实渊源于此。 这股倾向在大陆“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更为显著，年轻人显 得死气沉沉，与老年人差不多，尤其是男性，除了在肉体上几近 蓬首垢面之外，在精神面貌上也是垮垮的。
然而，中国人虽然整个人被弄得一潭死水一般，在身体动作 方面却很少顾及不相识的人，除了将身体排泄物与抛弃物乱放 入身外的环境中之外，还随便撞人、推人，排队时抢在别人前头， 与别人并坐时乱抖动脚，等等。此外，将“粪便”任意地倒入客观 世界的倾向还包括：在公众场所中（排队时、在马路上、公共汽车 上），动辄就毫无制约地将火气、怒气、怨气、敌意发泄在陌生人 身上，以及一种克制不住的欲侮辱别人的冲动。
这类倾向，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大量存在。即使在今日， 走路时撞到了陌生人很少道歉、撞跌了对方手中的东西很少帮 其捡起来，在人多的地方要通过，多半也不会开声请求让路，而 是将整个身体撞过去。而且，似乎很矛盾地，中国人在平时虽然 没有随便表露情感的习惯，但是，有些香港的店员、公共机关服 务员在面对顾客时，总是一副“面臭臭”的表情，而且动辄怒气 上升，面色铁青。这种反应，可以说是既没有强烈个性表现也没 有自制的人的嘴脸（这里已经牵涉到中国人“治”与“乱”的两极 化———详后）。此外，到这类机关中去购物（例如邮票）或缴费 时，服务员往往有将找换或收据大力地拍击在你面前的倾向。
以上种种现象，都是中国人肛门化倾向的表现。对西方人
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人格组成中有着过多的肛门期的遗留，就往 往表现为对洁净过分执着的癖好。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的训 练既然不同于西方人，因此肛门期遗留的形态自然也不同于后 者。而且，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是受阻滞的，亦即是从不承认一个 “人”可以发展至以“性”为注意对象的成人阶段，因此，对中国
人来说，肛门期的遗留与口腔期的遗留一般，都不是个例的情 形，而是泛民族性的倾向。
中国人的“个人”既然从未全面盛开，清晰的“自我”疆界从 未浮现，因此才会出现“人我界线不明朗”的倾向，而这股倾向 却也具有“口腔化”与“肛门化”的内容。其口腔化的内容即表 现为：个人的单薄感，并且常常需要“吸食”别人的照顾，因此，对 中国人来说，“人情”才会表现为一种“味”。至于肛门化的内 容，则一方面表现为“他制他律的人格”，亦即是在能制约自己 的人面前十分礼让，十分会“做人”，并且往往会逆来顺受，以至 没有“个性”；在另一方面则出现如儿童一般浑然不顾及陌生人 的身体动作与情绪反应———如果一个人在走路时，在搬运东西 时，不是自觉地控制肌肉的动作去避免碰到别人，反而要整个外 在世界负责去避开自己，或者，可以随意将身体的排泄物从自己 身上转移到外在世界身上，由别人去负责清理；或者，可以随意 将火气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么，这不是“人我界线不明朗”，又是 什么？
口腔化与肛门化倾向在中国人身上交叠出现的状态，使中 国人一方面很有彼此照顾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存在 一个不受控制的“私心”；一方面也很有“听话”或受制于人的倾 向，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守规则的表现。然而，无论是哪一方 面，都与一个发展了的“人”无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无私”精神，往往只限于一个家那么大 小的群体，或者是“自己人”这个圈内，超出这个范围的话，就无 法维持秩序。因此，中国人的口腔化倾向也往往表现为将公家 的东西“独食”，至于这种行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效 果，则是一副浑然不觉的态度，因此这同时也是一种“拆烂污” 的态度，亦即是不能自制地放出“粪便”，由别人去承担清理。 这类不良倾向是潜伏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它们时 大时小，却总不会消失。在国难当头时，在建国初期，中国人有 将“自己人”这个圈子扩大到全民的倾向。因此，曾在广大的干 部与群众范围内发动了“良知系统”中的“无私”部分，但是却不 能根除上述的不良倾向，而只是将之掩盖起来———因为，这类倾 向与“无私”一般，都是同一个“深层结构”的组成部�